MIMEO

    我以前從來都不覺得族群問題在我的生活中會有多大的影響，或者說，就我的成長經驗而言，族群（省籍）情結似乎在我這一代就該終結了，而我總是把所有的族群衝突與議題歸咎於政客的炒作，有個罪證確鑿的受刑人，彷彿一切的問題都得到解答，令人感到寬慰。

    每回到老師家作客，師丈總是會跟我們這些學生們娓娓道來許多政治、經濟上矛盾與衝突的來由，黨外、省籍、政壇，原來都不是我在電視上看到的那樣，也不是我自小成長所感受到的經驗，事實隱藏在每個人心中，就像師丈掛在口頭上講的：點滴在心頭。

    族群間的彼此不信賴，是構成情結的重要因素，而不信賴感的起源，來自於集體記憶的斲傷，「二二八」不消說當然是大眾耳熟能詳的集體記憶，另外還有一些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還未能理解的。

    最近剛開始讀福山的《誠信》，福山認為一個社會之所以需要官僚體系，是因為社會無法信任社會裡的成員都能遵守其內化的規範（p.33）。理論歸還理論，記憶歸還記憶，有趣的是，台灣的官僚體系亦是造成本省族群集體記憶一環。

    許多本省人相當感慨，自小以為只要認真唸書、努力工作，就會有出頭的一天。然而卻慢慢發現，升遷的重要關卡、留學的優惠機會，往往都是留給所謂的外省人，一次、兩次，一年、十年，在那一輩的本省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集體記憶」，於是乎，他們再也不相信那些所謂的「外省人」，他們寧願去做生意賺大錢、去當醫生，因為這些工作只要靠個人表現就可以達成自我實現，而不需要整個體系（官僚體系？）的整合與合作。

    於是，類似這樣的情結切割出被害者與加害者的雙重角色，所有族群都自認為是受害者，本省族群亦有所謂的「福佬沙文主義」。即便兩造的高階知識份子可能嘗試和解，奈何彼此的不信任感早已成形，時間未能沖淡一切。

    我嘗試思索自己成長背景之中，是否有類似的記憶，但似乎無跡可循，或許是因為我在濁水溪以南出生、成長，在那裡，我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感受不到。另一方面，濁水溪以北的既得利益者一定也感受不到其他被害者心裡的愁苦。

    族群可以偽裝，卻沒辦法抹去，當年陳師孟出來宣告自己是新台灣人，至今卻仍然遭人批判。以自己為例，自唸大學至今，我已在台北生活了將近十個年頭，如果我不表明，許多人都認為我是土生土長的台北人。不少同學、同事知道在台南出生之後，接著都會疑惑我為何講話沒有腔調？我說我們這一代的學生，從小就被要求要說國語，小學同學、中學同學間也都是用國語交談，反而是現在開始工作接觸客戶，才開始用閩南語溝通，我以為這樣自然不會有腔調的問題。

    痞子良是大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但我也是在認識他兩年以後才知道他是客家人，因為他在同學面前從來不說客語，反而刻意講閩南話跟大家拉近關係。張大帥是很典型的外省人，但是我們從來不會有任何齟齬，至少是在省籍、族群方面的。

    寫來思緒實在非常凌亂，因為我實在沒有仔細想過這方面的問題，或許從小就很習慣跟班上那票外省第二代的同學相處的緣故，當兵的時候也跟高瀚處得還不錯，所以遲鈍的我還感受不到這些，我真是政治遲鈍者。

200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