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關魚

　別說當時被困在河床的若是大官的親戚朋友今日結果會不同，若被困在河床中的是任何一位民意代表或媒體高層的至親好友，前述的關說機制，八九不離十會在受難者被水沖走前啟動，甚至坐在電視機前面且平日與民代和媒體高層相熟的教授和企業老闆，都可能讓「關說」發揮救人作用，為什麼就是沒人想到呢？

　因為一直以來，台灣從義務教育到軍隊教育，從家庭教育到社會教育，都非常缺乏「人命至上」的理念貫徹，太多社會新聞事件讓我們慣於把人命「分貴賤、分親疏」，大家慣於消費「別人家孩子死不完」的悲劇新聞，對於「生命一旦消逝就永遠無法彌補」的體認不夠深刻，於是從未把「救人第一」的觀念和能力，從裡到外的建構在自我本身。

　例如很多人從小學、國中甚至高中的健康教育課和軍訓護理課，都上過人工呼吸、止血包紮乃至心肺復甦術等急救課程，但真正會運用的能有幾個？若今天有人在公車上突然心臟病發，若戲水盛地沒有專職救生員而有人溺水，剛好就在旁邊的民眾懂得運用「正確救人方式」去協助受難者的，又會有幾個？

　為什麼造成「該學沒有學」、「有學不會用」？不正是將「升學教育」擺在「人命教育」前的惡果嗎？過去有太多的意外災害事件，只見家屬和旁觀者「乾著急、等救援」，卻忽略救人不是醫生、護士和軍警的專利，在等待救援的同時，受難者身旁的現場人士才是最好的緊急救援者。

　很多人並非「見死不想救」，只是台灣社會老在「見死不會救」的牢籠裡打轉，把所有責任推給專職救援單位，罵政府不來救，卻從不深刻反省：其實我也有能力和責任救他們，只是沒把「人命教育」學好。於是大家坐在電視前面消費別人的性命悲劇，光是心生同情流淚憐憫，卻沒人進一步思考，「如果受難者是我的至親好友，我會如何想盡辦法去救他」，並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將此思考立刻付諸行動。

　台灣缺少的，不僅是一個有效率能發揮功能的緊急救援體系，我們最缺乏的，是一整套貫徹到每個民眾身上的「人命教育」！因此新政府亡羊補牢，不該只是追究失職人員，也不僅止於建構一個設備齊全、事權統一、指揮迅速的救援體系，最該做的，是以「生命至上」的理念革新義務教育體制：讓每個台灣民眾都能將「人命寶貴不分親疏」重重地放在心上，並具備應有的緊急救人基礎能力。

關魚，原寫於2000/7/25八掌溪事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