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八月中在美國愛荷華州，有意競選總統的民主黨參議員畢登(Joseph Biden)公開批評一家私人企業：他們說他們的員工薪水是每小時十元，但這能養活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嗎？


不只是他，民主黨至少有六個可能爭取總統提名的人公開批評這家企業的薪資和健保計畫，是如何剝削勞工。連一向被視為溫和派的資深參議員李伯曼都公開向這家公司喊話：要好好對待你的員工。


這家企業是世上最大的零售業公司、美國員工人數最多的企業沃爾瑪(Wal-mart)。沃爾瑪在美國雇員人數高達一百二十萬；營業額超過三千億美元，佔美國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二。如果沃爾瑪是個國家的話，他們會是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有人認為世界經濟已經逐漸被「沃爾瑪化」：半世紀前，GM和福特汽車為製造業設定了產業發展的標準，現在沃爾瑪似乎也成為服務業的成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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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政策是不是造成今日美國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在政治學者看來似乎是無庸置疑，沒想到經濟學者不這麼認為。不過看完這個辯論到最後，我也同意政治/政策因素的效果必須被「證明」，而不是只是宣稱。

第一個辯論是關於到底財政部長還是克魯曼先生是對的。名校Dartmouth大學經濟系教授Andrew Samwick說，克魯曼自己就是那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他難道笨到看不出來自己這是因為他自己的教育和她的個人能力嗎？難道他的收入是因為他所討厭的共和黨所造成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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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前幾天在紐約時報專欄中寫了一篇文章（附在最後），討論美國不平等的原因，引起網路上的經濟學者blogger大論戰。 他先是批評財政部長的一個談話：美國的日益不平等主要是因為高教育者的薪資提高；這是不可逆轉的事實，所以批評政黨是不公平也是沒有用的。 但克魯曼說不。從美國歷史上來看，政治----政策及意識形態---對經濟不平等影響重大，雖然不是唯一因素（其他當然包括技術或全球化等因素）。 ...繼續閱讀

【這篇文章是寫於五天前剛貼出中產階級向下流動的post時寫的，現在來看，發現很多粗糙，尤其是在看了革命少女的回應中許多犀利的見解。但是我覺得我當初提的問題是重要的，如果這種新自由主義式要求個人提昇技術和知識的投資是錯誤的藥方，那要如何解決？我所想到的，也只有比較一般的社會民主的方案，到底在勞動和教育政策上有沒有更細緻的另類可能性，我不太知道，希望各位可以提出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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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說，在這個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時代，只要能自我投資，提升教育和技術能力，就能成為全球化浪潮中的獲益者，因為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費利曼(Thomas Friedman)所說，地球是平的。


但最近這個迷思逐漸被挑戰，不論在國內和國外，中產階級的向下流動都成為新的焦點。
台灣的天下雜誌在最新一期專題就報導，台灣實質所得的下滑，學歷的泡沫化，造成中產階級越來越難以生活。幾週前，美國自由派經濟學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曼，在一篇名為「畢業生與寡頭」的文章，也戳破學歷可以讓人成為全球化下贏家的迷思。他發現從美國的統計數字看來，真正的財富贏家不是那百分之二十的高技術者，而是百分之一的新寡頭。首先，過去五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實質收入事實上是降低了。更驚人的是，從1972年到2001年，收入第百分之十的人，所得只成長三成。但是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得成長了百分之八十七，而第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亦即最富有的前百分之零點零一的人）成長了將近百分之五百。另外，現在在美國面臨工作競爭的不是中國的低技術勞工，而是印度的高技術電腦工程師。


如果好的知識和技術不是做為經濟上贏家的入場卷，那該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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