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2004年11月底，是印度包波爾(Bhopal)的工業災難二十週年紀念。1984年12月，聯合碳化(Union Carbide)在此地的化學工廠發生大爆炸，數千 人死亡，十幾萬人受到傷害，成為世界上最嚴重的工業災害之一。但聯合碳化以及後來併購他們的陶氏化學卻不願意負起主要責任。直到2004年的這一天，陶氏化學的發言人終於在BBC電視台上表示，他們將負起全部責任，賣掉聯合碳化並把所獲金額一百二十億用來照顧受到傷害的當地居民。


這是一個太過美好而不能令人相信的消息。

的確不能令人相信。因為幾小時後，大家就發現該發言人是假冒的。假冒者是以惡搞、諷刺大企業出名的


「沒問題俠客」(Yes Men) 。雖 然只有兩人，但他們是當前反全球化、對抗企業惡行的戰鬥隊伍中，最有創意的「文化干擾」(cultural jamming)行動者 。但大部分文化干 擾的形式是去竄改大企業的廣告看板或商標，顛覆其意義，「沒問題俠客」則是以冒用大企業或政府官員的身份，直接現身在他們的場合中。


他們通常是先設立一個假網站，如世貿或企業組織，然後等待別人邀請他們去演講。之前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們假扮世界貿易組織官員出席會議，宣揚超級自由市場的荒謬福音。他們也曾扮演美國聯邦政府都市發展局官員，在風災後的紐奧良重建會議上，宣佈政府決定要改變政策，讓居民留在公共住宅中------原本卡崔娜風災後，政府要把居民 趕出公共住宅，讓財團改建；這正是知名左翼作家娜歐密克萊恩所謂的「災難資本主義」。


在印度包波爾或紐奧良的例子中，都有人批評「沒問題俠客」的騙局是一種對災民情感的剝削，是讓災民空歡喜一場。但是，他們認為居民對他們的反應是正面的，因為居民們已經被遺忘這麼久，這個惡搞起碼可以刺激企業或政府的麻痺神經，並讓更多人注意到他們面臨的殘酷環境。真正的大騙局，不是「沒問題俠客」的嘲諷惡搞，而是這些企業總是宣稱無能力負擔印度民眾的賠償，或者紐奧良官員（以及其他許多人）總是宣稱市場萬能。


這些過程，你都可以在他們自己拍的紀錄片「沒問題俠客修理世界」 ...繼續閱讀

1.
1999年，當克萊恩寫完一本叫做No Logo的書時，在西雅圖的街頭上正發生一場撼動世人的激烈騷動。這是二十世紀末最終一場大型人民暴動，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場大抗爭，且全球化的力量和反全球化的鬥爭構成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政治主軸。在紛飛的瓦礫煙硝中，新世紀的華麗與不滿在人們眼前展開。


這本No Logo被視為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並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當她在97年開始寫作該書時，她以為她報導的是一個邊緣性的抗議行動，但是沒想到書將完成的1999年，見證的卻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當時反全球化這名詞甚至還未成為時代的標記（例如本書英文版書末的索引沒有這名詞！）


而外表甜美、口才便給的克萊恩成為左翼陣營中的搖滾明星、青年偶像-----不，她更是搖滾明星的偶像：當前世上最重要樂隊電台司令(Radiohead)就公開表示是她的粉絲。她比左翼大師瓊斯基(Noam Chomsky)更受歡迎，因為她更關注青年文化，且了解年輕人的語言：前年她出版新書，甚至找了曾拍攝過哈利波特的知名導演Alfonso Cuaron幫新書拍攝一部短片。（我經歷過她的受歡迎程度，因為我也在紐約排過長隊等著聽她演講）


2001年，美國時代雜誌宣稱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變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議題，而這個議題的代言人就是克萊恩。2005年，由英國的展望雜誌(Prospect)和美國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排行中，她是第十一名，女性中最高名次者。而她還不到四十歲。


2.
到底No Logo這本書講什麼?
一言以蔽之，她是對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企業提出嚴厲批判，並且紀錄了正在發生的種種反企業社會運動。


戰後，美國勞工運動衰落，左翼的重心更強調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六零年代之後認同政治成為主流，八零年代的左翼政治似乎退居校園，他們把大部分力氣花在多元文化主義在學術界與媒體的鬥爭上。


這個抗爭典範的變遷幾乎就是克萊恩的家族史。她的祖父在迪士尼動畫公司工作，卻因為組織工會而被解僱。她的父親是六零年代反戰學生，卻沒有參加工運；母親則是拍過討論色情議題影片的女性主義導演。然後，九零年代初的大學生克萊恩，照她自己的說法成為「政治正確小姐」。當時，「校園內的政治議題幾乎都關於歧視與身份認同的：種族、性別與性取向等議題 」。於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取代了「經濟的即是政治的」；文化戰爭取代了階級鬥爭；影像的政治取代了行動的政治。


到了90年代中期，她卻看到一個新抗議典範的出現：反企業主義。
這是因為八零年代後，企業支配地球的方式出現巨大改變。企業更懂得打造品牌形象，塑造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她們不只在傳統媒體上打廣告，更以變形蟲的姿態無所不在：贊助各種活動，讓城市地景、讓媒體與音樂被商標淹沒等等。更重要的是，她們收編革命（讓格瓦拉變成汽水！），把反叛改變為酷的態度，把認同政治追求的差異和多元化轉化為行銷策略，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救星！


但同時，這個新的企業品牌打造策略是建立在新的生產模式上：他們或是大幅外移工廠，嚴重剝削第三世界的勞工；或者讓工作彈性化，讓麥當勞工作(McJob)成為服務業的主流。正是因為大企業降低了生產成本，所以可以投資更多研究如何行銷。


這些企業的新作為使得社會的三大支柱：工作、公民自由和公民空間，都遭到嚴重侵蝕。


克萊恩說「未來可能會變成一個logo的法西斯主義國度，我們將崇敬logo，並且無法提出任何批評。因為我們的報紙、電視、網路、街頭和各種空間都被多國企業利益所控制。」


但是，哪裡有支配，哪裡就有反抗。企業力量的擴大，在九零年代中也開始引發了一波新的抗議浪潮：1995年到1996年被稱為是「血汗工廠年」，意思是耐吉、Gap等知名品排的血汗工廠遭到NGO團體和學生的嚴厲批判；麥當勞毀謗官司成為全球焦點；學生成功杯葛在緬甸設廠的多國企業如百事可樂；英國青年在街道上結合抗議與派對（Protest and Party）試圖奪回街道；改寫或截堵公共空間上廣告看版的文化反堵行動（cultural jamming ）一個比一個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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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筆記一則。
哲學家Slavoj Žižek在倫敦書評雜誌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前各種抵抗資本主義的姿勢，十分有趣。他的結論是要奪取國家權力，而不是撤退。


這些各種姿態當然包括英國新工黨的所謂第三條路線。另一篇Dissent雜誌上的文章談到了新首相布朗的愛書，影響他的沒有什麼左派的書，反而是被列為新保守主義的作者。

十一月有兩篇關於拉丁美洲發展的新文章。一篇是本來是新保守主義派、後來批判新保守主義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先生，他在外交事務季刊的一篇書評，肯定拉丁美洲這幾年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領域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後者不是來自華盛頓共識，而是拉美本土形成的政策。但他肯定的是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而懷疑查韋茲的社會主義/民粹主義。

更左的Naomi Klein則在The Nation雜誌寫了一篇新文章，更全面舉證拉丁美洲的實踐如何挑戰新自由主義。

兩文對照來看很有趣。

在書店看到知名經濟學者Jeffrey Sachs的「終結貧窮」出版繁體中文版，十分高興，因為這本重要且可讀性高的書，或許可以在台灣引起更多對第三世界發展問題的討論。（我之前曾在幾篇文章中提到這本書）

中譯的出版社找了四位寫推薦導讀，三位是經濟學家，另一位是什麼都能寫的南方朔。令人失望的是，這些導論都未談到這本書或者Sachs的觀點與實踐，在國際經濟學界及政策界引發的大辯論，例如William Easterly，Dani Rodrik，和David Collier等人的批評。

其實過去台灣翻譯一些全球化的書，也都是找一些所謂財經專家或（前）財經官員來寫推薦；他們或許很瞭解基本經濟學理論，但是從他們的文章內容來看，似乎對於關於全球化、發展與不平等的晚近種種政策與理論辯論都未能全盤掌握。更不要說中文媒體缺乏好的書評來討論這些作品。以致常覺得這些好書雖被翻譯出來，但可惜都不能激盪更多思考。

我這幾天會嘗試整理一些圍繞著Sachs，談如何幫助第三世界發展的辯論。


ps.給搖滾迷：這本書是Bono寫序。Sachs當紅的程度被稱為經濟學家中的搖滾巨星，Bono則被開玩笑說是搖滾巨星中的經濟學者。


延伸閱讀：災難、不平等與全球化

九月中去紐約上西區聽她為新書舉辦的演講。主持人是美國當前最活躍的左翼廣播節目Democracy Now!製作兼主持人Amy Goodman（上次見到她是主持Noam Chomsky 的演說），主辦單位則是左翼雜誌The Nation（Naomi Klein是他們的作者）。
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本人；上一次是2004 年參加一個反戰演講集會時，她也出現了。


今日地點是在一個容納上千人的演講聽。我上次來這個場地是聽英國左翼歌手Billy Bragg的演唱會。
我提早二十分鐘到現場，但意外的是，現場竟然已經大牌長龍（是幾百人的長），上千人的場地爆滿，還有人擠不進來。我身旁排隊的老先生，驚訝地問我說是從哪得到這個演講的資訊，因為他也很好奇這麼多人從哪冒出。

這個白髮老先生是我的另一個驚訝：今日中老年人有一半以上。每次在紐約聽這些演講，的確中老年人一向比年輕人多（除了搖滾的）；但是我以為Klein的粉絲會是年輕人比較多。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是為了這個主題，還是為了她。
排隊時，當然各種組織都在發傳單。其中包括一個呼籲人們在下週布希到聯合國演講時（更精確地說，是「編織關於伊拉克的謊言」），在場外抗議。

Naomi Klein確實迷人。他長相甜美，表達清晰，又親切活潑，難怪深受喜愛。
但話說回來，雖然這是一本激進的書，但是操作手法卻是非常主流，或者說完全是大牌作家的規格。他的新書七種語言版本全球同時發行，在出書前，他飛到各國做媒體宣傳；當然，還有哈利波特導演幫他製作短片。這種明星氣勢與反叛的姿態應該存在著一種緊張關係吧。

「最基本教義的資本主義永遠需要災難來推動」。

這句話出自於一本最近在歐美最火熱的新書。作者是女性作家/記者克萊恩(Naomi Klein)。她在兩千年出版的暢銷書「No Logo」被視為反全球化的宣言書。此後，她逐漸成為反全球化作家中的搖滾明星。2005年，由英美兩家雜誌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排行中，她是第十一名，女性中最高名次者。
這本新書「震盪教條：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是她的第三本著作，在全世界七個國家同時發行。她還邀請了知名電影導演Alfonso Cuaron（曾導過哈利波特）幫他製作十分鐘的宣傳短片。


本書的主要論證是基本教義的市場派（就是相信自由市場是一切事物的萬靈丹），往往會利用各種危機來強力推動自由市場的政策和意識型態。例如天安門的血腥鎮壓讓中共可以在九零年代大力推動市場改革；智利皮諾契將軍的恐怖統治讓經濟學家費里曼的激進市場改革得以進行；波蘭和蘇聯在共黨垮台後的不穩定讓新政府可以推動震盪治療。這些危機除了政治和經濟的，還包括自然危機：卡崔娜風災後的紐澳良，私人學校取了公立學校；海嘯後的斯里蘭卡，蓋起了大量度假旅館。還有戰爭：2003年美國攻打後的伊拉克，各種私人資本大量進入，徹底「佔領」伊拉克。


這本書讀來確實令人「震驚」。但可惜作者的總體論證並不嚴謹。說「激進資本主義的施行需要恐怖」似乎過於聳動；因為危機並非新自由主義出現的必然條件。在他所舉歷史例子中，各種危機的性質差異甚大，市場建立的方式也差別很大，很難類比。譬如在智利或是在八零年代的英國，新自由主義是取得了意識型態霸權。而在海嘯後的東南亞、風災後的紐奧良，戰爭後的伊拉克，是私人資本的積極進入，但而不是作為一種意識型態的主導。


有的例子是為了配合他的論證，但與事實不符。例如他說天安門事件才讓九零年代中國的市場改革強化---但事實是，89年之後中共黨內是保守派主導，而不是市場派。要到92年鄧小平南巡，才改變中國的政治氣氛。甚至，把中國在九零年代的市場改革和伊拉克戰爭後私人資本的進入相提並論，也過於牽強。


我們同意作者的關懷：災難後的重建工作應該是要讓政府、市民社會與資本的合作，而不是資本家建立灘頭堡的契機。更不要說，相信市場萬能的基本教義自由市場論，是連許多經濟學家都不同意的。


但是，資本主義的出現並不一定需要危機或者災難，雖然資本家和市場教條的吹笛者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但克萊恩的說法實際上卻可能使我們忽略了私人資本或市場霸權攻佔一個國家的各種途徑：例如國際經濟組織透過貸款來強制新自由主義政策，或者統治菁英會不斷建構有利論述（如強調小政府之美），或透過立法弱化工會的政治力量等等。如果弱化民主、弱化市民社會，並且不注重社會正義的極端自由市場主義是我們要抵抗的方向，那麼，不論有沒有災難，我們都應該隨時保持警惕。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2007/10/9）

反全球化名著No logo的作者Naomi Klein已經是這幾年西方反全球化的明星。這個月她出版第三本書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該書的主要論證是，「自由市場」政策往往是建立政治動亂、戰爭和自然災難之上。亦即自由市場的推動者會剝削這些危機來推銷、強制他們的政策。


這跟哈利波特有何關係？
因為他找了著名墨西哥導演（也導了一集哈利波特，新作是Children of Man）Alfonso Cuaron當製作人，並找其子Jonás Cuarón來拍了一支宣傳片。不過我覺得這片子並不很震撼。




我尚未仔細看本書，所以這裡的介紹不代表我完全同意他的論證。
這是書的官網。
英國衛報提供了書的部分摘要。

又是一場對抗全球化巨獸的鬥爭。
中文報紙報導的大都是沃爾瑪如何和印度公司合作進入印度市場。
但事實上，許多NGO卻為了要保護印度的生活方式、保護印度的零售商，而杯葛沃爾瑪進入。


這是中文的從商業角度所做的新聞報導。


這是關於抗議運動的報導一、報導二。


這是印度反外資進入零售業的運動團體網站



延伸閱讀
對抗沃爾瑪（「反叛的凝視」一書有增補版）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在紐約書評上評論兩本關於貧窮的書，有些重點很不錯，摘要如下。(對個別論點有興趣者請見原文，連結見上面紐約書評)
（此君專欄大部分焦點都是在第三世界的發展問題上，並是在美國主流媒體上最積極談蘇丹達佛問題的專欄作家）

讓女人管理家庭財務是對抗貧窮的有效方法。（可惜他沒有引用實證資料）

 We should be clear: one smart way to fight poverty is to empower women (by educating girls, by giving daughters legal rights to inheritance, by promoting banking institutions that give women control over the accounts). Once mothers control family spending rather than fathers, family resources are invested more productively, and some families can rise out of poverty very quickly. This makes the fight for gender equalit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not only a moral imperative but also an economic one. Aid groups recognize this and are adjusting their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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