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世界銀行出版關於中國貧窮問題的最新研究....


【轉貼】誰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犧牲品﹖
..........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初步分析﹐中國家庭中最貧困的10%人口（約1.3億人） 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這個人群每天收入不足一美元（世界銀行對最貧困人口的定義標準）。同期﹐中國經濟幾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其他群體的收入也都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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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的週末版雜誌刊出一篇長文，訪問中國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汪暉。
對於熟悉他的人，這個報導當然稍嫌淺，但是這卻可能是西方媒體對中國當代意識形態辯論比較深入的報導，值得注意。
一些汪暉的中文文章。


另外，最近讀到中國自由主義派代表秦暉的文章，討論「中國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得勢」，十分有趣。
作者說：「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如今不低于印度，但竞争力仍高于印度，显然靠的并非单纯经济性的低工资优势，而是“低人权”的优势。」

週四是每週最累的一天，因為是我的TA責任都集中在這個下午，有兩個討論課，中間夾一個老師教學的課要跟。晚上另外可能還有台灣同學的讀書會。


我TA的課是中國政治，今天要帶學生討論的主題是文化大革命。
我問了他們，有任何人看過任何按文革相關的影像記錄嗎？沒有。
我在好奇，他們如何能從課本上的敘述和老師的講授中，去理解那個人類文明史的極端瘋狂與荒謬的一頁呢？當老師告訴他們文革充滿暴力時，他們又如何能理解這個所謂暴力到底是如何展現的呢？
但我想起我腦中那些遙遠而褪色的文革批鬥的畫面，那些記憶中兒時在國父紀念館之類的地方看到的關於文革殘暴的展覽，這些，又完全是真實的鏡頭嗎？

「隨著迷笛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他可能會遇到一個和台灣及西方音樂節都前所未有的難題：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威權統治者能否容忍這樣一個追求另類與反叛的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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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台灣的三大音樂祭在這幾年成為獨立音樂的重要發電機時，在海峽的另一邊，一個音樂節也正在改變北京以及中國的搖滾風貌。


2000年五月一日，北京近郊的迷笛學校在禮堂舉辦了一個小型的搖滾音樂會「迷笛音樂節」。迷笛不是所普通的學校，而是一個創立於1993年、專門教授現代音樂（包括搖滾、爵士、藍調等）的學校。校長張帆還不到四十歲。

從這一天開始，迷笛開始成為開啟二十一世紀中國搖滾發展的金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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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結束了非常緊湊的一週北京行，不能上樂多部落格，前兩天甚至甚至不能用google（據說是因為六四），也幾乎沒有進行旅遊或是觀光行程，都是在拜訪和認識朋友。對象主要是兩群：音樂和政治（正如大家可以想像的）。


音樂界包括中國滾石雜誌總編輯郝舫、音樂媒體人和搖滾樂手；政治界指的不是做官的，而是異議人士，特別是意外地遇到幾位令人尊敬的長者。
收穫很豐富，也刺激了很多思考，並對中國有了許多新的理解。這些感想需要整理後再與大家分享。

滾石樂隊，這個在過去近半個世紀曾經挑動無數年輕人革命和做愛慾望的搖滾樂隊，來到了中國演出。他們有五首歌官方在事前宣布禁止演唱。有趣的是，這幾首歌都是由於強烈的性暗示，並未包括Street Fight Man這首政治意味濃厚的歌。事實上，這首歌是關於六零年代英國的街頭抗爭（請看這裡的故事），而在1968年民主黨芝加哥大會，也的確遭到芝加哥市長禁止播放這首歌，因為太煽動性了。


 為什麼中共沒禁這首，而是禁性暗示濃厚的歌？是中共官方不知道這首歌？還是他們認為搖滾樂更容易挑動聽眾性慾----並且認為這個會顛覆社會秩序---但不容易激起他們革命的慾望？問題是，中國的現實剛好是相反。在媒體上有各種腥色羶，但是卻不可能出現政治異議。


 另一個滾石，滾石音樂雜誌中文授權版，在今年初出刊。
第一期的封面是崔健，做得極漂亮。但是媒體報導其因為若干技術性問題，遭到刁難。也有人認為因為內容是崔健。但總之，雜誌還會繼續下去。
這裡有一篇文章介紹該期內容。


看來，搖滾樂和中國還是挺多矛盾的。

誠品正在舉行愛台灣紀錄片展，本週紐約則有兩個關於中國底層社會的紀錄片活動。
一個是哥大的紀錄片展Floating Lives: Documentary Films from Contemporary China
並有一場關於中國紀錄片運動的座談會，其中的中國學者呂新雨來過台灣，和SS有過座談。
這裡有一些她的文章。


另一個是本週將在藝術電影院放映的Made in China
The award winning documentary, Mardi Gras: Made in China, swiftly follows the path of Mardi Gras beads from the naked streets of New Orleans during Carnival, where revelers party 24/7, to the disciplined factories in Fuzhou, China, where teenage laborers live and thread beads 24/7. Told with humor and curiosity, Mardi Gras: Made in China provides a global connection by introducing workers and revelers to each other through a disposable commodity: Mardi Gras beads.

今天中國外交政策的課邀請一個人權工作者來演講。今天邀請的Nicolas Bequelin是Human Rights Watch亞洲區的資深研究員。.其實這堂課的老師，也是我的指導教授黎安友，算是關心中國人權的activist，是下面三、四個人權組織的理事。

先介紹目前關於中國人權的主要NGO：


Amnesty International國際特赦組織


Human Rights Watch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權組織


Human Rights In China


China Labor Bulletin（總部在香港）


China Labor Watch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這裡有一篇三年前引起很多討論的文章，是當代政治大學大師Dworkin去北京講什麼是「Right」時的感想，非常有趣。他發現當地學術界可以高談擁抱這些人權和自由的價值，但是他們卻對實際上人權在中國被鎮壓的狀況不瞭解。

剛剛看到一本新書訊。作者是密西根大學政治系的年輕教授。他在2002年曾經發表過與本書論旨相關的論文於政治學期刊World Politics上。這本書看來有趣，但不知寫的如何。


Contagious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Labor in China
Mary Elizabeth Galla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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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直在想這篇感想是否要公開。當時看完很激動，覺得趙剛這些人對中國的態度真是太令人失望。但朋友勸我說我畢竟要在學術界混，不宜一直得罪人，更何況朋友中也有不少趙教授的友人。但後來看到趙文在不少地方轉載，不論統獨（獨派因為他罵龍應台而引用），讓我不吐不快。所以我想還是把淺見拿出來和大家討論，畢竟我相信這樣的公共辯論是台灣進步的關鍵，而趙教授應該不會介意---如果他看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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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社58期刊出了趙剛對龍應台文章的批評，這兩個善於批評本土化的大將卻吵起架來，不禁令人感到有趣。

當然首先想到的差異是，一個是自稱左派，一個不是。但沒想到，趙對龍最大的批評是：龍對中國批判太多。這似乎反映了台灣最近許多從林火旺等右派到許多自稱左翼的偏統人士的一種新的趨勢：基於中華民族主義而不願對中國民主化議題上表現軟弱。讓我們仔細分析趙剛的龍應台批判。

1.對於龍應台批評中國不夠民主、貧富不均問題嚴重，趙剛首先批評龍應台美化台灣，沒看到台灣的各種社會不正義----我想不會有人否認台灣還有許多嚴重的社會矛盾，但他說這是龍應台帶著現代化眼光的高傲姿態在看中國：

「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大跳躍，從幽雅古典的「書法、詩詞與老莊」中國，直接跳到今日極其不雅馴的中國，其特徵為：非（或是）反自由主義、「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以及『「和平崛起」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這樣的中國想像，其實是和台灣的主流中國想像（不分藍綠）是一致的。這個想像的確是有事實基礎，但卻極其貧瘠，對中國人民在近現代歷程中的各種努力、想像、理想、與實踐沒有一點同情，因此對於這些理想與實踐的失敗沒有一點共感，非僅如此，還逕行判決這些理想與實踐都是「大敘述」，從而都是反民主的。」

老實說，趙剛在這裡似乎誤認或扭曲台灣的現實：對中國社會矛盾的討論絕非是不分藍綠的主流想像；看看台灣的主流媒體，到底是討論中國榮商機和美景的多，還是討論中國農民和勞工問題的多？

但是更讓人不理解的是，到底他所謂「中國人民在近現代歷程中的各種努力、想像、理想、與實踐」是什麼？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維持穩定的威權統治，和驚人的經濟成長。所以趙剛要我們同情什麼？鄧小平江澤民還是獲利的資本家？

對一個批判者來說，要同情與支持的是弱勢的被壓迫者，不論是中國的農民工人政治異議份子與法輪功。一向認為人民不是同質的，而是有各種矛盾的趙剛，在這裡卻竟然使用全稱的「中國人民」，並要我們同情中國人民的努力。對於龍應台說中國不夠均富，他不是表示贊成，而只是說龍為何不罵台灣不夠均富？他更應該做的，不是以他社會學家的角色批評龍應台對中國社會矛盾的分析有哪裡不夠徹底嗎？

2.他對中共政權的同情，更明顯表現在他說罵中國是不應該的，因為問題在於美國：

「其實，真正有氣度的批評矛頭應該指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是它在近二十多年來造成了民族國家範圍與世界範圍內的貧富不均惡化。」

的確，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是世界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之一；但是任何對國際政治經濟學或是對反全球化有點理解的人都知道，說全球化是不可抵擋的力量乃是右派為了推動其意識型態的政治修辭。事實上，各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面對新自由主義還是有許多不同政策選擇的空間，不論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或是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嚴重不平等是他們自己政策和制度的問題（趙教授不知道中國沒有自主工會嗎？），所以趙剛說中國的不平等只是美國的錯，中國政府不用負責任，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3.「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相互對待上，走出內戰與冷戰的敵對思維，開始進行對話。這對於不僅是兩岸，也對區域和平做出了貢獻。其次，我們認為這不應僅僅是政黨之間和解的肇端，更是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關於和平與溝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現。這中間當然有資本的利益，但人民惡戰、避戰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在這個層次上反映了台灣的主流民意。]

台灣的主流民意的確是追求和平，但並非是以統一為前提的和平。趙一向認為綠營以保障台灣主權民主的追求和平方式（如三二六反侵略遊行）等就是威權民粹主義，是只為了資本家利益的建國計畫。但是，他在這裡告訴我們，國共和談的統一大業，雖然也涉及資本的利益，但更是為了基本的人民利益。你相信嗎？

這個邏輯真的是令人難以理解。一個負責任的分析者，應該承認藍綠兩種思考都把和平視為重要的價值，但對於和平與其他價值可能有不同的優先順位，對於如何達成和平也採取不同策略，並面臨不同風險。例如綠營的對外國際結盟策略不一定能成功，對內的台灣意識打造策略也可能有族群動員的危機；藍營的和平目標則可能是不惜以被中國併吞為代價。除非趙剛明顯表示贊成後者，否則不應該未加批判地擁抱泛藍政客的說法，認為連戰的談判是和平的必要條件。

更進一步來看，作為一個自稱的左派，趙剛離奇地未提到連戰和中國談的兩岸經貿共同體對台灣會有什麼負面後果，尤其是當勞工可以自由流動後對台灣勞工造成的傷害。

另外一個小問題是，趙剛指出：

「國民黨在這個層次上反映了台灣的主流民意，也將帶領民進黨的走向，這由後者轉換口徑，承認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之事可以略窺一二。」

這也是明顯缺乏歷史感。民進黨承認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不是這次連胡談之後才出現的，起碼2000年就職演說就是民進黨主軸，甚至是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內容。

有趣的是，趙剛認為台灣不應該以高人一等的姿態要求中國民主，竟和保守的統派一致。例如之前林火旺在中時即有類似觀點。這些言論似乎透露出他們對中國的強大情感（這當然無可後非，但問題是他們不願承認是統派），且顯示他們對於中國政府的過份善意，不願意批判，因而自我否定了他們左翼的一面。

當然，趙剛在文章後半幾段指出龍應台文人本質的限制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