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給我報報嗎？

[國民黨月底辦蔣公文物展 喚醒「禮義廉恥」的記憶]

（中廣新聞網2006/10/06）

太像了。但原來是認真的。那麼，台灣轉型正義的問題還真是嚴重了。原來國民黨還是認為蔣公是偉人。

喔，還有這句遺忘已久的名言：

「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

昨日（2006/1/17）中時人間副刊登出這篇文章，文章標題和我原標題不同。另外，這個專題搭配了一篇司馬庫斯的深度報導，很值得一看。】

對抗不平等的一年

這是全球人民對抗不平等的一年，也是台灣人民吶喊社會正義的一年，是左的聲音開始昂揚的一年。

十二月中的寒夜，台灣抗議歌手先驅楊祖珺在中正紀念堂大門前的簡陋舞台上激動地批判WTO，歌手林生祥、胡德夫輪番上場談唱他們對台灣農村的看法，台下的群眾熱情地鼓著掌。這是名為「滾動的農村：WTO天烏烏，走出台灣農村路」的晚會，並號稱是台灣第一個反WTO晚會。

在晚會舉行的前後幾天，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正在獄中進行對WTO抗議的絕食行動。雖然白米炸彈事件是2004年末，但是他所引爆的力量卻遠比他未引爆的實際炸彈威力更為強大：更多人因為他的行動開始關注農村問題，以及WTO對台灣農業的衝擊。

 在農業以外，台灣金融史上也在九月初出現第一樁銀行員工罷工。為了阻止台企銀被併購，台企銀員工舉行數天的罷工，展現了勞工挑戰經濟政策的力量。

除了直接對抗主流政策，底層人民也開始在主流資本主義體制外實踐另一種生活方式。在新竹尖石偏遠山區的司馬庫斯部落，在今年年初開始實施共同決策和資源共享，土地與營收都是共有，並在部落內設「八部一會」。這種准共產制度基本上是傳統泰雅gaga制度，也是他們現在面對社會資源不均的自救行動！

除了上面這些特定的反抗之外，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廣闊不滿情緒正在島嶼內迅速蔓延，媒體上充斥著財團治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報導，人們強烈期盼一種更公平正義的新社會。

　幾日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泛紫聯盟代表會面時說十分慚愧，因為國民黨當年靠民生主義起家是中間偏左路線，但後來卻中間偏右去了。

如果要進一步澄清馬主席的話，應該是國民黨除了孫文思想有社會主義色彩外，實際上的政策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右」：大陸時代是親信資本主義的右，威權時代是黨國資本主義的右，九零年代則是金權資本主義的右。而馬英九從政多年從來不能讓人和「左」聯想在一起，就算他如今真的有心要調整路線，也必須面臨黨內及外部盟友的各種箝制。

不過，正重要的不是他是否真的慚愧，而在於作為一個在戰後數十年用殘暴手段打壓左翼力量的政黨的主席，他竟然會因為國民黨不夠中間偏左而慚愧，這代表在台灣這個談左色變的社會，「左」的概念似乎悄悄取得了一些正當性。

事實上，在西方，左翼代表的是平等、社會正義以及對市場作為資源分配機制的不信任。在台灣，從日據時代就有強大的左翼思潮與政治力量，但到戰後卻被國民黨暴力地連根拔起。另一方面，國民黨五十多年的統治塑造了一股強大的發展至上主義。以這個發展主義之名，台灣人民犧牲了政治自由、犧牲了環境生態，也犧牲了許多最基本的社會權。「左」這個詞彙與背後代表的價值與政策思考也當然被徹底埋葬。

在民主化後，發展主義的幽靈仍然纏繞著島嶼上空，不僅深植於國家政策與制度中，也制約著人民與當年反對黨----民進黨---的意識型態。例如國家仍持續強調以賦稅減免來提振投資，而不顧財政赤字的擴大與社會公平的所得重分配，以致台灣的賦稅負擔已經是國際中極低的，稅制的累進性也相對不足。但弔詭的是，民主化並沒有真正挑戰既有經濟發展策略的核心。民進黨在執政之前雖然不具有完整的社經政策，但可以說是中間偏左，剛上台時也提出了幾項進步的福利政策並有心推動國民年金。但在2001年的經濟不景氣後，不要說「偏左」，似乎連「中間」----「新中間路線」----都從此銷聲匿跡。

台灣人民整理而言也依然維持保守性，大家或許認為生活品質很重要，環保很重要，照顧弱勢很重要，但這都不能危及資本家的投資意願（還記得核四與經濟發展的爭議嗎？），不少人甚至在民調中選擇經濟發展甚於民主。

終於這個發展主義在最近受到了挑戰。近乎劫貧濟富的稅制在民間團體不斷彰顯下，引爆了國家正當性與積累性的矛盾：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成為社會重大焦點，使得總統府在七月請經濟顧問做了專題報告；財政部也在龐大的民間壓力下邁出了稅改的第一小步；二次金改則把原本缺乏階級意識的白領銀行員工逼上街頭，甫結束的台企銀抗爭更展現了勞工挑戰經濟政策的力量。

顯然，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正在茁壯中；隨著社會矛盾的擴大，「左」開始進入台灣的主流論述中。歷史的啟示告訴我們，當人們開始認識到國家的政經結構是完全傾向不正義時，就是左的聲音開始昂揚之時。這股聲音不僅迫使我們必須重新尋找一套兼顧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的發展策略，也警示著政治人物：誰能聽到這個聲音並予以適當地的回應，就會是下一政治競爭中的贏家。

(中國時報觀念平台專欄2005/9/19)

中國時報    A15/時論廣場           2005/08/29 

【顧爾德】
　　去年過世的左翼社會運動者蘇慶黎，在美麗島事件二十年之際曾接受口述訪談。她在總結反省美麗島事件的影響時說道：
　　「（美麗島大審）導致律師團的進入。從一方面看，好像我們又多了另一方面的菁英進入黨外，的確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但是，我感覺純粹從法律出發的人所帶來的一些政治態度，跟我們這些長期跟群眾接觸、展開運動所培養出來的政治人物是相當不一樣的。這就多少改變了台灣民主政治運動的一些性質。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是一個比較不同的發展也說不定；也許黨外的民主運動會比較早跟社會運動結合。如果沒有『美麗島事件』的話，我相信美麗島政團跟社會運動會逐漸結合，美麗島自身也會發展這種社會運動。」
　　這個左翼女將生前的這段話，也許是今年律師高考國文作文的最佳答案。
　　台灣政治轉型常被形容成是個過度壓縮的過程，美麗島事件七年後民進黨組黨了，民進黨當了十四年的黨外又成了執政黨，至今已執政六年了。在這個過程中，「黨外─民進黨」質變速度也快的驚人。早期黨外的左翼力量，在民進黨組黨之初，就因統獨路線之爭全面撤離民進黨。民進黨內靠社會運動起家的新潮流系，也早已不涉足民間社會領域，只憑藉著其早期從社會抗爭中訓練出來的組織動員能力，轉變成一部精確的選舉機器。所謂「律師團」世代則成了民進黨的核心領導。律師的性格也成了民進黨的主要氣質。
　　正如阿扁自己所言：「律師性格是務實、理性」，法律條文雖明確，但法庭上的是非對錯是相對的；法律保障的正義只是最低度的社會道德防線。在法庭上，不可能企求實現根本的社會改造。那些老是用「民粹」批評執政黨的人，顯然太冤枉了這個由律師帶領的政治團體。律師絕對不敢鼓動風潮、進行社會革命，他們最多只敢像美麗島事件時的姚嘉文律師主張的「暴力邊緣論」或「法律邊緣論」──去刺探、碰觸邊界，逼迫對手往後退讓一點；若不能得逞，就自行退回安全線內。
　　過去三十年來政經社會壓縮式的發展，讓台灣在扭曲結構下累積的問題突然像新生事件般地一一冒出。把這些問題都歸諸到民進黨執政並不公平，問題根本在於蘇慶黎的話所寓含之意旨：台灣民主化過程並未併隨著社會的改造革命。律師是把社會上出現的病徵切割成一個又一個的訴訟案件，一個個可以理性計量的案例──就像高捷外勞問題只是個案，不用去思考它是全球化下移工問題的一環。當病徵愈來愈多，執政者只能像出庭趕赴一個個不相干的訟案般，忙著做個案危機處理與損害管控，社會整體的改造超乎其理性能力之外──若說他們有一個一致目標，那就是贏得下一場選戰，繼續執政。失去政權，什麼改革都別談了。
　　執政黨與在野黨一體兩面相互影響。扮演控方的在野黨，在每一個訟案上極力誇大控訴，執政者則大聲辯護。一個訟案結束，再換另一個，人民的意識也逐漸模糊了，耳際只賸一陣又一陣隆隆雜音。
　　假如不是律師執政，台灣社會民主的發展也許真會有一番不同面貌。

題目：台客如何攪動族群、國族、階級與流行文化

與談人：

朱約信（豬頭皮）

李明璁（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

曾昭明（青輔會研究委員）

楊長鎮（民進黨族群事務部主任）

楊文嘉（北社秘書長）、

晏山農（文化評論者）

主持：張鐵志

論壇時間：
2005/9/9  下午兩點

論壇地點：
市長官邸藝文沙龍（台北市徐州路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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