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最近台灣顯然成為一座與記憶鬥爭的島嶼。
從轉型正義、二二八，中正紀念堂拆牆，到樂生迫遷問題，這些社會鬥爭似乎都圍繞著關於歷史與記憶的遺忘與詮釋。
不禁想起昆德拉的這句話：
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 is the struggle of memory against forgetting。
（Oj也引用了）

當然，這些鬥爭不只是記憶，而是還有人在當下仍活生生在居住的場所，或者還有人仍然在背負著歷史的扭曲的。

今日劉瑞華教授在觀念平台專欄撰寫一篇如本文題目的文章，內文似乎是與我之前專欄文章的對話。
只是說實話，可能因為劉教授文字過於抽象，我不是很理解其文重點。。

但在我看懂得部分，覺得作者立場似乎是質疑政治改革（我的用語是民主化）不能帶來自由，真正的經濟自由化才是人的解放來源。
例如他說「我以及許多經濟學家而言，經濟發展本身就是自由。想想政治，我能投票，卻經常不能得到我所選的，我自由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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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何者為優先？
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將軍過世又讓許多人關心這個問題。這問題和台灣尤其相關，因為智利和台灣的威權統治都被視為是威權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佐證。

這也是昨日吳惠林教授在「獨裁者的經濟學分」一文的主要論點。他引用偉大經濟學者佛里曼的結論說，如果「目標是促進住民的福祉，則經濟自由是較優先的。」更進一步，「如今我們更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走同樣的路？


我深信吳教授絕對是反對獨裁。但是這種經濟自由優先於政治自由的的主張，卻不免給予威權統治者（如他所關切的中國）鎮壓民主與人權的正當性，且在學術的經驗分析上也有不少脆弱的假設。

首先，肯定政治自由，但主張經濟自由優先的人，是認為經濟自由會進一步帶來政治自由。然而晚近政治學研究已經拒絕這種觀點。經濟發展不一定會帶來民主；而民主化的動力是多重的。以吳教授關心的智利來說，的確他們如吳教授所說是拉美的經濟模範生，但在拉丁美洲發生民主化的不是只有智利，而是幾乎所有國家。可見其非如吳教授所說是前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民主化動利。事實上，許多拉美威權體制的崩解不是由於經濟發展，而是經濟衰退。關鍵是，不論是長期的經濟成長或是短期的經濟崩潰，獨裁者都不會自動放棄政治權力。這可能有賴於政治菁英的鬥爭，但更必須有政治異議者的勇氣與智慧，來組織一個有效的反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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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政治犬儒主義的時代，我們以為政治只是利益的交換，只是權力邏輯的赤裸展現，只是媒體上那些空洞的修辭。我們不再相信政治是可以關於價值，關於一個新價值的展現，可以推動一個社會朝向更好的方向前進。

尤其在台灣，社會運動長期在政治領域被邊緣化，從中央到地方，我們太缺乏真正長期關心環境議題與其他社運議題的專業民意代表。

但政治不只是如此。政治可以是理想主義，可以是關於社會改造。

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種不一樣的聲音，需要綠黨。」


以上是我很榮幸有機會幫綠黨寫的推薦。我上一篇的政治可以改變社會，就是從上面這段話發展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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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時登出我在觀念平台的新專欄文章「價值崩解的危機」，但是編輯下的標題與我原意並不相同。這多少是因為我內文沒有闡明清楚。所以我把文章稍微修改。各位在此看到的版本，尤其結尾，與報上不同。
想想自己寫過一些網路如何改變政治、搖滾樂可以改變政治的文章等等，但這篇文章關心的是，到底我們能否期待政治可以作為改變社會的途徑？
報上版本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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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四十二歲的參議員羅伯甘乃迪競選美國總統時，收到不少黑人民眾的熱烈地支持。因為他在擔任司法部長時，大力支持民權運動。他曾動用聯邦政府警力護送一名黑人學生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石塊中進入一所南方大學，並且積極在國會推動民權法案。而他競選總統的主軸，不僅是要消弭美國的種族問題，更是要改善美國的貧窮問題。


但就在加州的一場演講上，一顆充滿恨的子彈穿過他的身軀。而四個月前，民權運動的領袖金恩博士也被暗槍謀殺。更早的五年前，羅伯甘乃迪的哥哥，約翰甘乃迪總統，也在德州被刺殺。
那是美國戰後歷史上最悲傷而黑暗的時刻。


坐在紐約電影院中，看著這部講述羅伯甘乃迪的新電影Bobby，我和身邊的美國人一同掉下了眼淚。我們的悲痛，是因為這些靈魂是為了要改變這個社會，要對抗根植在社會中的腐敗力量而流下汩汩鮮血。


甘乃迪讓人們看到了政治中的理想主義，或者，政治如何可能改變世界---而這本來不就是政治的終極目的嗎？


但政治要能夠改變世界，政治行動者必須先要有一個道德的願景，要有一個要讓社會更好的價值與政策，例如正義、平等或團結。


在最低的意義上，在政治中談道德，是關乎從政者的價值與信念，不論是清廉、誠信或責任。但道德在政治中的更積極意義，是透過集體的努力，政治可以追求一個更好的社會。正如哈維爾所說，「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縱，不再是彼此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道路，是保護人們和服務於人們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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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台灣與美國的民粹主義的回應中，Torrent 和Chi討論到對三通和勞工的看法。我覺得這是一個應該要好好談的題目，放在原來文章下面可能會被忽視，所以另外在這裡開闢討論區。
這是Torrent的發言。
Chi的回應。

「民主黨應該把他們自己轉變為一個民粹主義運動，以把民主從日益集中的財富和權力中奪回來。」這是美國著名自由派左翼作家Thomas Frank在2004年的文章。


看到這段文字和其他類似文章時，我非常驚訝。因為那時populism/民粹主義正是台灣最流行的名詞，但是它是被用來代表一種邪惡的民主，一種批判綠色執政的最普遍概念。


然後我寫了一篇未發表的筆記，大意是說黃光國的等泛藍學者誤用這個概念。如果這個概念是指政客以草根性修辭訴諸人民就是民粹主義，那麼台灣或全世界那一個政黨不是如此？如果這概念是用來描述以人民之名來拒絕憲法或其他制度規範的約束，這在台灣又顯然言過其實。

對於後面這一種狀況，當前的政治學確實有不少討論，但是很少人採用民粹主義這個曖昧概念，而是用「代理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等其他概念。現在媒體或文現在拉丁美洲的民粹主義時，還是強調他們社會經濟意涵，亦即以勞工為基礎的政治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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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N，
面對這樣的政治局勢，你問我痛心或者沮喪嗎？
誰能不痛心呢？
但我不是為阿扁，甚至不是為民進黨難過。而是我知道，以後我讀的政治學課本上會記載著，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政黨，是個腐敗的政權。
我心痛難過的是，台灣剛成長的民主將留下難以抹去的一個醜陋烙印。


我想起2004年三月十九日那天下午，我和哥大學術訪問團在阿扁競選總部聽校友蕭美琴為老師們做簡報。突然蕭美琴接到簡訊，一臉震驚的表情，說總統中彈。我不知為何，竟然掉下了眼淚。這件事至今還在哥大某個圈子被傳為笑柄。
其實我的眼淚不是為阿扁而掉，04年的我早已知道他不值得。
我難過的是，這顆子彈穿透了台灣新生而脆弱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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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當然不能重來。但如果當年的四百年來第一戰，1994年的台灣首次省長選舉，是陳定南勝選，那麼台灣政治不知道會改變多大。尤其是地方政治的生態。因為宋楚瑜是把國民黨的利益分配政治玩到極致，而清廉的陳定南做了省長，會不會有機會斬斷那個腐敗的地方利益體系呢？


推薦閱讀：方向歸零更清楚地談陳定南的貢獻。他對陳的這個評價正是我上一篇談權力與道德最佳註腳：「他在面對選擇與誘惑的時候，沒有放棄自己的初衷。」

清晨輾轉難眠，起床打開電腦，就看到陳定南病逝消息，非常難過。悼台灣失去一個最優秀的政治人物。真正是典型在夙昔，並且是在這個關鍵歷史時刻：歷史真是會殘酷地開台灣玩笑。笑得我們眼淚都掉出來了。


吳淑珍被起訴後，痛心之餘，我突然想起，七一五聲明出來後，綠營的朋友們在辯論道德與法律的問題。
或許那是個錯置的辯論。
與道德對立的概念當然不是法律，而是現實主義的政治觀，是一切為權力的政治。


我越來越覺得，民進黨沈淪之路的主因，確實是在於太快遺忘了政治中應該有道德存在，政治中有該做的跟不該做的事。
我不是只說貪腐。
而是可以為了勝選，不惜用各種對黨和社會長遠來說沒有好處的動員策略，不惜在地方選舉用違反一般人民道德觀的選舉策略。並且可怕的是，他們已經看不見人民對於道德的底線是什麼，而另一些人則以為他們可以躲在黑暗中繼續玩著金錢遊戲。
他們在權力的迷宮中盲目了雙眼。


他們忘記了，政治當然是關於權力，但是政治真的不能只是權力。尤其他們是靠理想主義的語言獲得人民支持的。
曾經，人們確實相信，給與民進黨權力，是因為國民黨拿著權力行使邪惡與不義，而民進黨多少代表著光明。


但關於權力的真理是，當你被權力蒙蔽時，其實你並沒有真正掌握權力，因為你的驕傲與無知已經暴露在人們面前，所以你無法統治他們。


民進黨的領導階層到底要何時才會知道這個道理呢？


延伸閱讀：解散馬基維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