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來美國時，就很有興趣關於此地各種意識型態的發展，幾年的觀察，更讓我對於美國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的流變感到莫大興趣：這不是政治思想的考察，而是意識型態和與相關的政策實踐以及社會結盟。這主要目的當然是想看看台灣可以從中間學到什麼，畢竟歐洲的左翼勢力具有長久而堅實的社會基礎，所以台灣從歐洲模式學習比較遙遠，但是在社會主義比較不是那麼根深蒂固的美國，那些左翼知識份子和實踐者走過的道路與反省，可能就十分有價值。
最近特別著迷於紐約社會主義的發展脈絡，「異議五十年」這篇只是一個簡單的開始。而他們背後還牽涉太多精彩的故事。
譬如，三零年代到五零年代，在紐約的知識份子圈上演著政治與文學激進主義的融合。
譬如，三零年代一群年輕托派的好友，到後來有人成為美國當代保守主義的教父(Irving Kristol)，有人堅持社會主義(Irving Howe)，還有人是中間保守派的社會學大師(Daniel Bell)----上週看完他們故事的紀錄片Arguing the World。那是怎樣令人感慨的一段人生情誼啊。
更政治性的問題，是這些左翼實踐者和早期美國社會主義黨、共產黨以及後來與民主黨間的關係。社會主義暗流在美國其實從未消失，但他們又如何在現在轉化為一股批判的力量呢？也許自己無知，以前在台灣幾乎毫未接觸過這段歷史。只可惜要處理論文，這個計畫也只能慢慢來，也許將來應該寫一本書吧，把心得分享給大家。

1950年代的美國，當社會學家貝爾宣稱意識型態已然終結在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美好生活，一群紐約知識份子卻不滿於政治和知識界在這種右翼的保守氛圍下逐漸安逸化，他們決定用各種異議戳破這個「順從的時代」(The Age of Conformity)（註）的假面，提出各種左翼的、基進的社會想像。一份到2004年滿五十歲的社會主義季刊〈異議〉(Dissent)於焉誕生。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紐約就是美國基進主義的中心；初生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格林威治村的波希迷亞氛圍在這裡醞釀出反體制的革命氛圍----也難怪俄國的流亡革命者托洛斯基在東村落腳。三零年代以後，所謂的紐約知識社群逐漸成形，而其核心份子之一就是〈異議〉的創辦人、二十世紀後半美國最重要的社會和文學評論家之一的侯爾(Irving Howe)。在紐約知識份子的各種意識型態中，侯爾始終堅持民主社會主義，他反對史達林式的極權共產主義，但更不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與實踐可能已經消亡。簡言之，他們拒絕把社會主義的詮釋權交給史達林和右派。 ...繼續閱讀

最近紐約有兩場不得了的大拜拜，一場是國際筆會的研討會，一場是左派的大會2005 Left Forum，出席者均赫赫有名，可惜兩者都要花錢才能參加。
雖然兩者乍看是不同組織，但是Pen這個組織一向涉入政治很深，尤其在反布希上面不遺餘力，這裡有篇舊槁，關於小說家與詩人們如何反對布希的愛國法：詩與反抗

這是文章的開頭：「在這個真理有限的時代中，詩可以成為反抗的武器嗎？」



關於這個問題，是一定要來這個blog的
folie communiquée │ 吳易叡

這真的是一場工學聯合。
在哥大的助教罷工進入第三天，傍晚在正門對面的街道舉辦了一場大型的演講場。紐約和紐澤西的工會都來伸援，旅館工人來人、體育場打掃的工人來了、作家工會來了、紐約市立大學的雇員工會來了，美國的服務業員工工會(SEIU)來了，以及美國的最大工頭AFL-CIO的主席Paul Sweeney也來現場演講。現場聚集了上千人。事實上哥大的研究生工會參與了一個更大的工會The Technical, Office and Professional (TOP) Union，而成為整體工會運動的一環>
誠如一個演講者所說的，如果連作為知識殿堂的大學都不能遵守基本的民主原則----受僱者有組工會的權利---那麼這個國家就有很大的問題了。


我感覺這樣一種罷工的性質和一般工廠罷工似乎是不同的。一般的罷工，你要不然是參與，要不然就是進工廠繼續工作。可是我們罷工行動主要是不去教課，但是仍然在校園活動。當然門口有罷工現場大家會輪流去那邊繞圈圈（這似乎是國外抗爭現場的文化），其餘時間大家可能還是在校園走來走去。於是，當你在學校的草地上、在圖書館內看到另一個人身上也別著一樣的貼紙時----或是Union Now, 或是Honor the Picket Line，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雖然你們不認識，但是有一種強烈的solidarity。

更多的現場照片在這裡


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在2000年承認紐約大學的研究生工會時說得很好，教學和研究工作並不是研究生所必須做的事，他們也不能在這裡得到學分。他們的工作就是為了換取學校支付的薪水---這正是典型的雇傭勞動關係。

工會鬥爭也涉及到政治鬥爭，2000年時，美國的全國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承認紐約大學的研究生工會。但是2002年布希新提名的全國勞工委員會卻推翻了這個決定：委員會的投票結果正是共和黨委員一致反對，民主黨贊成。


一份研究指出，在有研究生工會的學校，大部分教授認為工會並不會影響惡化他們與學生的關係。
希望這些資料也可以提供國內正在爭取研究生權益運動的朋友參考。

紐約時報在2000年寫的社論很不錯。唉，連這樣主流的報紙都肯定工會，學校還不承認，實在太保守了 ...繼續閱讀

我所就學的哥大，今天開始為了爭取組研究生工會的權力進行為期一週的罷教。
以下這篇文章是預計刊登於4/19聯副「反叛的時代」專欄。


學生力量


1968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衝進校長室，佔領其他多棟建築，建立起他們混雜著酒精、汗水與理想主義的安那其基地。他們反對越戰反對哥大在哈林區建造起為大學菁英服務的體育館。雖然遭到警察強行鎮壓，但這場紐約的學生運動和西岸柏克萊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構成六０年代沸騰校園中最鮮明的反叛圖像。


對許多進入哥大的學生來說，來到這個校園是因為想要探索纏繞在哥大那些古老建築上的騷動，與學生反叛的傳統。
去年是哥大兩百五十週年，眾多的慶祝活動中包括一系列關於哥大歷史的演講。其中一場的主題正是「學生力量(Student Power)----1968年的哥大」。在台下緬懷歷史的參加者大半以上是當年參與運動的校友。
就在演講即將開始前，一位老先生突然走到麥克風前；當眾人還以為他是來開場時，他卻說他和主辦單位無關。他說今天我們在這裡追思六八學運，懷念那個讓哥大裝備起進步精神的歷史時刻時，此時此刻也有一群學生正在講堂外面抗議。因為哥大拒絕承認他們組成研究生工會。

這是哥大研究生為了組織工會進入罷教的第二週。成立工會的目的是希望獲得和校方集體協商的權利，談判包括教學環境、工資和醫療保險等相關議題。兩年前，研究生經過普遍投票同意成立工會，但是學校至今不肯承認。因此在每年學期末發動罷教，助教不上課、不改考卷，並在這場演講外發傳單。

大學早已不再是傳統浪漫想像中單純和諧的經院。過去三十年來，美國大學的教學體制出現很大變化。終身職教授人數逐漸減少，而學校為了節省經費，任用越來越多的兼任教師和博士生來授課。在許多美國大學，博士生必須負擔教學義務，不論是幫老師帶討論課及改考卷，或是開授大學部課程，理工科的研究生則在實驗室中長期工作。根據統計，在美國正職教授的授課時數幾乎不到全部授課時數的一半，更不用說博士生負責了九成以上的學生考試評分。正由於學校減少聘用正職教授，造成這些十年寒窗的學生畢業面對的是日益窄小的學術市場。找不到正式學術工作的博士們若要留在學術界，只能大量兼課且難以獲得學校的福利保障。簡言之，大學追求商品化的邏輯一方面利用博士生作為廉價勞工，另一方面卻正摧毀了博士生的未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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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我現在要宣讀一份戰爭宣言……在接下來的十四天，我們將攻擊代表美國各種不正義的象徵或制度。 」

1970年三月，在這個靜謐優美的格林威治村街道，我眼前的這棟美麗房子轟然一聲發生爆炸。這是六零年代美國激進學運組織「氣象人」(Weatherman)的成員在房中製作炸彈時意外引爆，導致三人死亡。這場爆炸把六零年代的學運帶向了黯淡的尾聲，但卻不是故事的終點。
這一年，氣象人向世人宣布了上面這份宣言，並轉化為「地下氣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他們立志要推翻這個世界的一切壓迫與不義，要和黑人以及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站在一起，要在地下用炸彈進行游擊戰。六零年代充滿激情、理想、音樂、與政治謀殺的大歷史劇，從此轉變為一部革命英雄傳、一場政治警匪劇，或者一部激進版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
那是一個何等動盪與激昂的年代。世界沒有一刻是靜止的。


對這群憤怒青年來說，他們眼見美國在越南殺了數十萬人，每天電視和雜誌上傳來無辜越南小孩和婦女殘缺屍體的照片，而各種抗議遊行似乎都無法阻擋住這場戰爭。這迫使他們提出「把戰爭帶回美國」的策略----「要讓美國的土地上也出現戰爭，使得人們不能再對美國對越南的屠殺麻木不仁」。


1969年他們組織了第一場暴力抗爭行動「憤怒的日子」，但對這群白人中產階級青年更大的震動，是年底一名二十一歲的年輕黑豹黨領袖Fred Hampton在家中被警察打死。當黑人運動的領袖不斷面臨死亡威脅時，他們深感不能再繼續躲在他們白色皮膚底下而免於警察的暴力，因此必須以暴制暴來對抗不義的國家機器。


從1970年起，在國會山莊、國務院、五角大廈、法院、國民兵總部、大企業總部，他們進行了十數起爆炸案件。


「在一個暴力的時代，看著你的國家在別人的土地屠殺無辜的人民，如果什麼也不做，只是繼續享受你的中產階級舒適，這本身就是一種暴力的行動」。這是他們的信念。只要美國的人民不對這個體制和政策提出抗議，他們就是帝國主義的共犯。不過，地下氣象人在七零年代的攻擊行動中由於都會先通知被炸單位撤離，所以從未造成死亡---除了1970年自己意外引爆身亡的那三人。 ...繼續閱讀

力昕在一篇文章的留言提出一個龐大的問題。
我想，從某一角度來說，這幾年保守主義的革命確實是強大的，不只是布希連任，也有人批評雖然MoveOn動員能力這麼強，但是她們的努力，從反對彈劾柯林燉、反戰，到打倒布希，似乎都沒有成功。
但是另一方面，我一向不悲觀。更何況，社會運動不只是改變具體政策議程，也在於改變價值。舉例來說，對於同志權益的問題，雖然看起來政治上是兩極的，但是政治學研究卻指出，其實即使保守派民眾對很多問題的接受也比十年前高很多，只是在政客和媒體談話頭的爭吵下，看起來好像嚴重激化---台灣不也是如此嗎？所以民眾觀念是可以一點一點改變的。
我覺得，接下來這四年是關鍵吧，過去四年保守勢力的強大，已經激起了進步派的新動員能量，布希的連任當選更引起很多反思。例如，民主黨要選擇向中間靠攏，還是選擇和進步社運站在一起，當然會影響接下來政治和社會力量的重組，但他們已經選出Dean作主席，似乎是一個好的新開始。最近一波的鬥爭則是社會安全的私有化，和布希打算提名極右派的法官，可以視為布希第二任的第一場大戰役。
我想到美國現在一個相當活躍的左翼歌手Steve Earle，剛出一張新專輯，就叫The revolution starts now..

八歲的小兔子巴斯特和他爸爸在美國到處旅遊，拜訪各地不同文化、種族、宗教背景、家庭結構的朋友，並且認識各地的地方特色。這一天他來到東北的佛蒙特州朋友家玩，看看他們怎麼做楓糖和起士。
 這是美國公共電視台的一個兒童節目「巴斯特的明信片」，兔子巴斯特是卡通人物，他所拜訪的對象則都是真人演出，目的是為了讓兒童認識美國這個大熔爐的各種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並幫助英語不是母語的兒童增強生活英語。巴斯特曾經拜訪過古巴裔和挪威裔的小朋友，認識了住在傳統家庭，單親家庭，和必須在分異的父母兩邊跑的兒童，也去了正統猶太教、回教徒、摩門教的家中。但是來到佛蒙特的這一集「楓糖時間」卻不准播出-----因為巴斯特在這裡的小女孩朋友家中不是一般的父母，而是兩個彼此相愛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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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Frank是目前美國自由派左翼最紅的政治評論家。他去年在美國大選前出版的書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本來已經大紅，結果共和黨再度選勝後，他的書又成為重回排行榜。
這本書基本上是想解釋一個puzzle：為何Kansas這個一世紀前具有激進民粹主義傳統的進步地區會在現在成為共和黨的鐵票區，尤其這個地區目前還是藍領工人和農民為主。答案是共和黨一方面做了很好的草根組織工作（教會是主要機制之一），另方面則是創造一種論述，把民主黨打成和不知一般工農大眾疾苦的自由派菁英。簡言之，他們用文化戰爭來遮掩階級矛盾。我在之前的專欄文章中已經談過這些問題，其實就是深受他的啟發。
上週四他在NYU參加一場座談會 "How Many Americas?: Culture Wars and U.S. Politics," 自然是座無虛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座談會是美國社會學會的一個期刊Contexts所舉辦的，這個期刊也很有意思，他是比較大眾性的刊物，代表社會學會與一般大眾溝通的企圖---這樣一個介面好像正是台灣所缺乏的。

（本文原登於2005/2/19 聯副 「反叛的時代」專欄）

青年鮑伯迪倫和瓊貝茲正在華府林肯紀念堂中進行演出前的練習，輕唱著無聲的歌曲----無聲，是因為他們凝結在這張靜默的黑白照片中。那是1963年八月二十八日，馬丁路德金博士正在外面發表他改變時代的演說，「我有一個夢」。就在幾分鐘後，這兩個剛出道的年輕抗議歌手，將在數十萬人面前演唱。他們會緊張嗎？他們是否知道這可能是他們有生以來人數最多，也最重要的歷史性演出？是否知道外面演講的那個偉大聲音將在幾年後就被黑暗勢力吞噬。我激動地好奇著。


來紐約開始我的「反叛的時代」追尋之旅後，除了如考古學家勘查那些激情的革命的炙熱火焰遺留在各個城市角落的灰燼外，另一個追尋之道就是透過那些凝視著反叛的闇啞但鮮明的古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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