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保守主義與金權政治 形塑美國不平等


「笨蛋，問題是在政治！」

十幾年前，柯林頓在競選總統時，說出後面這句名言：「笨蛋，問題是在經濟！」但是，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知名經濟學者克魯曼看法卻最好相反。在她最近出版的兩本書中，他卻強調「問題在政治」。在他上一本中譯名為「克魯曼談未來經濟」的書中（該書是他在小布希執政期間的專欄結集），他就說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本來是想寫經濟問題，但是他越寫越發現，問題是在政治。

在剛出版的新書「下一個榮景」中，他把焦點放在美國過去一世紀的社會不平等。他認為造成美國日益不平等的因素，不單純是經濟力量，而是政治力量。美國自從三零年代實施新政以後到七零年代之前，是一個相對比較平等的社會。但自七零年代後，社會不平等日益加劇。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不平等是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尤其這是一種「強調技能的科技變革」：亦即技能和教育越好的人，越能在經濟轉型中獲利。所以，無庸擔心不平等成為社會問題，而政府角色的角色就是投資人力資本，而不是去矯正不平等。這是這個不平等時代最偉大的迷思，不僅地球是平的，美國也是平的。只要提升個人能力，就有會爬到頂端。

的確，沒有人會否認個人所得和能力有一定相關，但這不是圖像的全部。因為在美國，即便在高技能的人群中，收入差距還是越來越大。克魯曼也發現，目前真正的財富贏家不是前百分之二十的所謂高技術或高教育者，而是百分之一的金字塔頂端，而過去五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實質收入是降低的。

關鍵是，美國的巨大社會不平等是和他們採行的制度與政策密切相關，否則面對同樣的全球化，為何各個國家內部的貧窮或社會不平等或差別如此顯著？在美國，是因為七零年代出現了政治上的保守主義運動，而讓市場不受管制地發展、拼命減稅、打壓可以保障勞工的工會，必且不願意制定全民健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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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加蛋糕在紐約」。這是上週我收到一封email的標題。寄件者是一個叫做MoveOn的組織。郵件內容很簡單，就是在我紐約住處的三條街外有一位尼爾森先生要辦一個派對。所謂「歐巴馬加蛋糕」，「歐巴馬」的意思是，參加派對者要一起打電話幫歐巴馬拉票；吃蛋糕，則是因為這個組織MoveOn在這個月過十歲生日。


十歲了。這十年來，MoveOn促成過去幾年美國政治最大的變化： 一個 Web 2.0新政治的出現，他們自己則成為民主黨陣營最有影響力的草根團體和募款團體。


十年前，一對工程師夫婦不滿當時共和黨主導國會只關注於彈劾柯林頓的私德，因而發連署信給朋友，要求國會在譴責柯林頓後趕快繼續「前進」(move on)----前進到國家面臨的更重要議題。沒想到竟然有四十萬人連署。 所以他們成立了 這個以網路為連結的組織「MoveOn」。98年底他們進一步 介入其他重要議題 ：環境保護、槍枝管制、媒體改造、 政治獻金法改革等 等。2003年伊拉克戰爭 前後，MoveOn的鮮明反戰行動把他們推到全新高峰，會員人數從六十萬增加到一百六十萬。2004年總統大選，他們先在2003年初舉辦線上民主黨候選人初選投票，兩天內吸引了超過三十萬人投票，讓第一名的候選人狄恩(Howard Dean)聲勢 大增 ；後來大選又積極動員會員去幫民主黨候選人凱瑞拉票。


如今MoveOn會員超過三百萬，並是民主黨派中最強大的募款機器。透過善用網路募款，他們成功地讓一般民眾透過小額捐款影響政治人物或政治議程，而非只由大金主來綁架政治。


MoveOn的成功是因為創造一種Web.2.0的政治實踐，一種新的草根組織模式。 首先，網路動員模式降低了行動成本，而召喚出許多過去不曾參加社會運動或政治行動的公民。其次，MoveOn的會員不再是被組織由上而下動員的對象，而是從議程決定到行動方案，都是由會員共同決定；當然，網路扮演了這個協調與決定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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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八月28日，在華盛頓林肯紀念碑前有一場二十萬人的大遊行，要求給予黑人「自由與工作」。金恩博士發表了他最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年輕女歌手瓊拜雅帶領大家唱起了黑人民權運動最重要的歌，「我們一定會勝利」(We Shall Overcome)。


那是從五零年代中期開始的黑人民權運動的一個高峰。從林肯解放黑奴以來，南方的黑人一直受到各種制度與非制度性的歧視。直到六零年代中期，南方十一個州的六百萬成年黑人中，只有一小部份人可以投票，如在西西比州只有百分之六的成年黑人可以投票。因為政府會以各種方式阻撓他們登記成為合格選民。例如，登記員會問黑人：肥皂有多少泡泡？或者一旦登記後，會被種族主義者毆打，被老闆開除，或被拒絕貸款。


終於，1965年三月，國會通過讓黑人可以不受歧視的新投票法案。總統詹森站在國會山莊的講台上，發表他任內最重要的演說。他說：「即使我們通過這個法案，這場戰役仍然不會結束…….黑人要奮鬥的目標就是我們的目標。因為這不是黑人的問題，而是我們所有人要去克服歷史遺留下來的不正義。」他停頓了一下，然後說出這句象徵民權運動的句子：「我們一定會勝利」。


那時，金恩博士正在家裏看著電視轉播。他的助理們看過金恩博士面對這麼多艱難與威脅，但從沒看他哭過。直到這一刻。


此後，黑人獲得了更完整的投票權，但社會經濟地位依然無法改善。 65年到68年，黑人貧民區不斷發生暴動。1968年四月，金恩博士被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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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四十年前的1968年八月，美國民主黨在芝加哥舉辦總統提名大會。

反戰人士早就號召群眾、搖滾樂隊和詩人，在街頭舉辦嘉年華並抗議 越戰。但上萬名警察、五千名國民兵 和七千名軍隊也嚴陣以待。前一 年夏天，數十個城市的黑人貧民區發生嚴重暴動；68年四月，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被暗殺，更引發一百多個城市的黑人區發生動亂。 芝加哥市長對暴動下令不惜 開槍格殺。所以面對八月的民主黨大會 ，他說要盡一切維持法律與秩序。


結果是，在大會外的芝加哥街頭上，警察和抗議群眾激烈衝突，雙方在催淚瓦斯中打得頭破血流。被痛毆的群眾高喊「整個世界都在看」，成為一句經典名句。


那是狂飆的六零年代中最暴力的街頭場景，也為美國兩黨總統提名大會帶來歷史上最鮮紅的印記。除了那些鮮明的畫面在美國人的集體記憶中揮之不去，那次民主黨大會的結果更深深制約了後來的政治軌跡。
當時，六零年代最大的社會衝突是環繞著越戰和種族主義。


68年那年的一月，越共發動春節攻勢，慘烈戰況讓越戰在美國越來越不受民意支持，但民主黨對於越戰的態度仍在游移。總統詹森因為越戰不受歡迎而放棄連任，但在八月提名大會上，最反對戰爭的總統候選人尤金麥卡錫也未獲得提名，而是由副總統韓福瑞獲得提名。大選最後由共和黨的尼克森當選，要到1973年後才停止越戰。


越戰對美國人民、對民主黨，都造成深遠影響。民主黨或所謂自由派陣營對越戰的分裂意見一直延續至今。例如有人認為面對外國嚴重內戰或面對種族屠殺，美國必須進行「人道主義」的介入；有人則認為美國不應介入任何外國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就再度在美國左派中引起嚴重分裂。另方面，這個外交策略上的分歧，也使得國家安全議題後來一直是民主黨的罩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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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1968年，是美國最充滿暴力和血腥的一年：民主黨總統參議員羅伯甘迺迪在這個月被殺，而金恩博士兩個月前的血跡還沒乾；兩個月後的八月，芝加哥民主黨大會外的街頭又爆發嚴重警民衝突。六零年代的理想、黑暗與衝突，都濃縮在那一年。此後，美國政治版圖重組，並開始陷入一場無盡的文化戰爭。


六零年代之後，南方的民主黨白人因為不滿民主黨支持民權政策並且不喜歡他們比較開放的意識形態，出走到共和黨。雷根時代進一步利用墮胎、學校祈禱等宗教和道德議題來強化這一趨勢。九０年代的柯林頓，雖然在社會經濟政策上是比較溫和保守的，但由於他基本上是六零年代反文化之子，再加上私人道德瑕疵，所以完全符合保守派對六零年代的敗德想像。「文化戰爭」一詞正式進入美國政治辭典。2000年和2004年大選，共和與民主黨的候選人，更幾乎完全符合這個文化戰爭的兩極典型。小布希執政時期，更以勝者為王的姿態，推動極端保守價值的政策，如意圖修憲禁止同志婚姻，大量補助右派宗教保守派組織、以國家安全之名限制公民自由等等。


在這個價值差異上，共和黨更進一步宣稱民主黨人那些比較自由開放的價值，是屬於「都會自由派菁英」的價值，而不能與與一般勞工或普羅大眾站在一起。


面對這場2008總統選戰中，民主黨的可能候選人歐巴馬在這場文化戰爭中站在什麼位置呢？
首先，這場文化戰爭的主角似乎主要是那些經歷過六零年代的嬰兒潮世代。柯林頓在那時吸大麻，200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凱瑞當時是反戰英雄，希拉蕊柯林頓在威斯理學院的畢業致詞演說使她成為全國知名女學生。而歐巴馬，那時還很小。


所以，原本部份評論家都認為因為歐巴馬沒有歷史包袱，不是越戰世代，沒當過嬉皮，再加上他的膚色可以整合黑白，所以可以超越舊時代的文化戰爭，整合美國的重大政治分歧。歐巴馬自己也是如此強調；他說：「我們代表了一種希拉蕊參議員無法代表的改變，而這部份是由於世代的差異。希拉蕊和其他人從六零年代以來就在重複進行一樣的戰爭，這使他們很難帶領整個國家往前走。」


問題是，這個看似中立的立場讓許多人批評歐巴馬除了修辭美麗外，並沒有清楚實質的價值。但歐巴馬也面臨另一種完全相反地批評。檢視歐巴馬過去的投票紀錄，他是參議院中最自由派的議員，甚至更甚於希拉蕊。而以往被視為很自由派的希拉蕊在進入參議院後，卻積極降低自由派形象，也常常積極促進跨黨派合作。所以兩人誰才是分裂者或整合者似乎面貌模糊。


投票紀錄之外，在初選過程中，歐巴馬也屢屢陷入文化戰爭的壕溝中。先是他以前在芝加哥教會的牧師批評白人，然後他自己在演說中，對小鎮居民價值的輕率解釋，被希拉蕊和共和黨攻擊為是不了解一般民眾想法的精英主義，而這正是過去共和黨對民主黨最典型的批評。的確，希拉蕊比歐巴馬更能爭取白人勞工選票。所以，歐巴馬又被描繪為一個自由派的精英，一如2004年的凱瑞，這也成為他未來大選的最大障礙。


六零年代的幽靈不會漸漸散去。歐巴馬很難超越舊的文化戰爭而不成為政治投機主義。政治人物可以務實，但不能沒有立場。當然這場文化戰爭中有真議題（如同志婚姻、宗教乃至政府的經濟管制），也有假議題（共和黨對於精英主義的抹黑）。民主黨要追求勝利，只能跳開假議題的泥淖，而在真議題上去爭取選民支持他們的價值。歐巴馬比九零年代初的柯林頓更為幸運：柯林頓之前是雷根保守主義的全盛時期，所以他採取比較保守的新中間路線；但是小布希過去的八年執政卻讓現今美國民眾的價值開始向左轉。所以，一直高喊要改變的歐巴馬有更好的機會去採取堅定的進步立場，實踐他的口號。


（中時論壇版20080608）
延伸閱讀：從歐巴馬談美國與台灣和解之路
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archives/5813183.html

在前晚歐巴馬與希拉蕊的辯論中，歐巴馬被質疑和六零年代激進組織氣象人成員有關係。讀者可能知道我寫過地下氣象人的故事以及他們現在的發展。

對話和背景如下 （出自紐約時報）

Mr. Obama was asked by a moderator abo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Bill Ayers, a former Weather Underground leader who is now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In the early 1970s, the Weathermen, who took their name from a line in a Bob Dylan song,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bombing the Capitol, the Pentagon, the State Department Building and banks, courthouses and police stations.
Mr. Ayers is married to Bernardine Dohrn, another Weather Underground figure. Both were indicted in 1970 for inciting to riot and conspiracy to bomb government buildings, but charges were dropped in 1974 because of prosecutorial misconduct, including illegal surveillance.
Mr. Ayers is listed as a member of the nine-member board of the Woods Fund of Chicago, an offshoot of the Woods Charitable Fund, founded in 1941 by a prominent lawyer and telephone company executive. According to the fund’s Web site, it has focused in recent years on “issues that affected the area’s least advantaged, including welfare reform, affordable housing” and “tax policy as a tool in reducing poverty.”
For a time, Mr. Obama was on the board with Mr. Ayers, though he no longer has a formal association with the group. At the debate, he described Mr. Ayers as “a guy who lives in my neighborhood,” but “not somebody who I exchange ideas from on a regular basis.” Mr. Obama said he was being unjustly linked to “somebody who engaged in detestable acts 40 years ago, when I was 8 years old.”


以這位氣象人現在從事的社會工作來說，我看不出來歐巴馬和他共事有什麼好被質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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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巴馬的著名演講"Yes We Can"，被音樂人Black Eyed Peas改編成音樂版，並找了很多音樂人參與。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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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 W. McDarrah的另一張照片。文字出自「反叛的凝視」一文。

「再過來的這張是演員達斯汀霍夫曼在自宅門口一臉的倉皇失措，因為他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美麗公寓的隔壁突然發生一場爆炸。彼時他還不知道，那是把六零年代的燦爛帶向黑暗的一場政治爆炸：激進地下學運團體「氣象人」在自宅製造炸彈時不幸引爆。」

（附加一個新訊息：那場爆炸中，氣象人組織唯一的生還者最近剛出自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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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則說到攝影師Fred W. McDarrah過世，而我書中反叛的凝視同名文章就是寫他的一本攝影集。很高興網路上放了我文中寫的幾張照片，與大家分享。


「真正嚴肅的，是兩頁之後用言行替美國定義了何謂公共知識份子，且於2004年底過世的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這個鏡頭中，她正因為參加反徵兵行動而被警察逮捕，1967年的她的臉上仍然掛著迷人而優雅的笑容，而讓身旁的武裝警察頓時成為模糊的背景。」

【寫在前面：這篇文章不是懷舊（雖然我花了點力氣去描述舊場景），而是想檢視一個自主的青年反文化和媒體與商業的關係，以及一個有反叛意涵的文化如何因為沒有和社會運動結合而失敗。這和我寫搖滾樂的關懷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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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
一定要在頭上戴著鮮花
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
你將會遇到許多和善的人
對那些要去舊金山的人
夏天將會充滿了愛…..
〈San Francisco〉

1.
四十年前的夏天，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前往舊金山，他們留著長髮，穿著色彩斑斕的服裝，終日彈吉他、唱歌、做愛、服用迷幻藥，尋求自我與集體的解放，在彼此的懷抱中尋找人與人之間的愛與關懷。
他們不是頹廢地自我放逐，而是要尋找一個美麗新世界。他們要對讓人異化的資本主義工作倫理、限制人自主性的保守社會規範，對這個人與人互相憎恨與殘殺的世界，進行一場烏托邦式的反叛。

人們稱他們為嬉皮（hippie），或花之子（children of flower）。

當同樣的歷史時刻，在東方的中國正經歷一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時，在舊金山的這個夏天所發生的文化革命，卻是美麗而鮮豔的----或者，太過鮮豔而讓人迷失了。

但無論如何，那個1967年的夏天，被人們記憶作「愛之夏」(Summer of Love)。


2.
一開始是在舊金山的北灘（North Beach）。
五零年代時，敲打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詩人在這裡創辦「城市之光」書店，詩人艾倫金斯堡在這裡寫下震動美國的詩歌「嚎叫」(Howl)。這裡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經典旅行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屢屢拜訪的地方，是美國戰後反文化旅程的重要起點之一。

在北灘的咖啡店中，詩人、民謠歌手與藝術家們啜飲著espresso，品嚐自由的味道。在這個無聊與窒悶的戰後美國，他們在這裡構築一個可挑戰世俗價值，追求藝術自由的避難所。

「在路上」成為廣大年輕人的聖經，更多人想要來舊金山尋找自由。例如1963年，一個白人年輕女歌手Janis Joplin從德州來到舊金山，為了想加入當敲打族（beatniks）。她開始每晚在咖啡店中唱歌，用她彷彿早已一世滄桑的喉嚨，或慵懶或激昂，但總能把人魂魄吸進去地唱著。後來，她成為嬉皮文化、迷幻搖滾最重要的象徵。

越來越多逍遙青年們湧入北灘追尋敲打族的夢，房租不斷上漲，警察不斷騷擾，人們開始轉移到較便宜的海特區（Haight-Ashbury） 。這裡因為附近有舊金山州立大學，比較有反叛氣息，且是沒落的工人社區，所以房租低廉。一名記者在1965年把這群新波希迷亞族稱為嬉皮(hippies)-----這個字的起源來自知名作家梅勒(Norman Mailer)在著名小說「白色黑人」(White Negro)用hipster來稱呼他的主角，其個性是不受道德束縛而追尋自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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