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18,2009 12:10
從對抗企業到對抗災難資本主義
1.
1999年，當克萊恩寫完一本叫做No Logo的書時，在西雅圖的街頭上正發生一場撼動世人的激烈騷動。這是二十世紀末最終一場大型人民暴動，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場大抗爭，且全球化的力量和反全球化的鬥爭構成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政治主軸。在紛飛的瓦礫煙硝中，新世紀的華麗與不滿在人們眼前展開。
這本No Logo被視為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並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當她在97年開始寫作該書時，她以為她報導的是一個邊緣性的抗議行動，但是沒想到書將完成的1999年，見證的卻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當時反全球化這名詞甚至還未成為時代的標記（例如本書英文版書末的索引沒有這名詞！）
而外表甜美、口才便給的克萊恩成為左翼陣營中的搖滾明星、青年偶像-----不，她更是搖滾明星的偶像：當前世上最重要樂隊電台司令(Radiohead)就公開表示是她的粉絲。她比左翼大師瓊斯基(Noam Chomsky)更受歡迎，因為她更關注青年文化，且了解年輕人的語言：前年她出版新書，甚至找了曾拍攝過哈利波特的知名導演Alfonso Cuaron幫新書拍攝一部短片。（我經歷過她的受歡迎程度，因為我也在紐約排過長隊等著聽她演講）
2001年，美國時代雜誌宣稱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變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議題，而這個議題的代言人就是克萊恩。2005年，由英國的展望雜誌(Prospect)和美國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排行中，她是第十一名，女性中最高名次者。而她還不到四十歲。
2.
到底No Logo這本書講什麼?
一言以蔽之，她是對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企業提出嚴厲批判，並且紀錄了正在發生的種種反企業社會運動。
戰後，美國勞工運動衰落，左翼的重心更強調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六零年代之後認同政治成為主流，八零年代的左翼政治似乎退居校園，他們把大部分力氣花在多元文化主義在學術界與媒體的鬥爭上。
這個抗爭典範的變遷幾乎就是克萊恩的家族史。她的祖父在迪士尼動畫公司工作，卻因為組織工會而被解僱。她的父親是六零年代反戰學生，卻沒有參加工運；母親則是拍過討論色情議題影片的女性主義導演。然後，九零年代初的大學生克萊恩，照她自己的說法成為「政治正確小姐」。當時，「校園內的政治議題幾乎都關於歧視與身份認同的：種族、性別與性取向等議題 」。於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取代了「經濟的即是政治的」；文化戰爭取代了階級鬥爭；影像的政治取代了行動的政治。
到了90年代中期，她卻看到一個新抗議典範的出現：反企業主義。
這是因為八零年代後，企業支配地球的方式出現巨大改變。企業更懂得打造品牌形象，塑造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她們不只在傳統媒體上打廣告，更以變形蟲的姿態無所不在：贊助各種活動，讓城市地景、讓媒體與音樂被商標淹沒等等。更重要的是，她們收編革命（讓格瓦拉變成汽水！），把反叛改變為酷的態度，把認同政治追求的差異和多元化轉化為行銷策略，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救星！
但同時，這個新的企業品牌打造策略是建立在新的生產模式上：他們或是大幅外移工廠，嚴重剝削第三世界的勞工；或者讓工作彈性化，讓麥當勞工作(McJob)成為服務業的主流。正是因為大企業降低了生產成本，所以可以投資更多研究如何行銷。
這些企業的新作為使得社會的三大支柱：工作、公民自由和公民空間，都遭到嚴重侵蝕。
克萊恩說「未來可能會變成一個logo的法西斯主義國度，我們將崇敬logo，並且無法提出任何批評。因為我們的報紙、電視、網路、街頭和各種空間都被多國企業利益所控制。」
但是，哪裡有支配，哪裡就有反抗。企業力量的擴大，在九零年代中也開始引發了一波新的抗議浪潮：1995年到1996年被稱為是「血汗工廠年」，意思是耐吉、Gap等知名品排的血汗工廠遭到NGO團體和學生的嚴厲批判；麥當勞毀謗官司成為全球焦點；學生成功杯葛在緬甸設廠的多國企業如百事可樂；英國青年在街道上結合抗議與派對（Protest and Party）試圖奪回街道；改寫或截堵公共空間上廣告看版的文化反堵行動（cultural jamming ）一個比一個有創意。
1999年，當克萊恩寫完一本叫做No Logo的書時，在西雅圖的街頭上正發生一場撼動世人的激烈騷動。這是二十世紀末最終一場大型人民暴動，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場大抗爭，且全球化的力量和反全球化的鬥爭構成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政治主軸。在紛飛的瓦礫煙硝中，新世紀的華麗與不滿在人們眼前展開。
這本No Logo被視為預示了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並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當她在97年開始寫作該書時，她以為她報導的是一個邊緣性的抗議行動，但是沒想到書將完成的1999年，見證的卻是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當時反全球化這名詞甚至還未成為時代的標記（例如本書英文版書末的索引沒有這名詞！）
而外表甜美、口才便給的克萊恩成為左翼陣營中的搖滾明星、青年偶像-----不，她更是搖滾明星的偶像：當前世上最重要樂隊電台司令(Radiohead)就公開表示是她的粉絲。她比左翼大師瓊斯基(Noam Chomsky)更受歡迎，因為她更關注青年文化，且了解年輕人的語言：前年她出版新書，甚至找了曾拍攝過哈利波特的知名導演Alfonso Cuaron幫新書拍攝一部短片。（我經歷過她的受歡迎程度，因為我也在紐約排過長隊等著聽她演講）
2001年，美國時代雜誌宣稱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變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議題，而這個議題的代言人就是克萊恩。2005年，由英國的展望雜誌(Prospect)和美國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份子排行中，她是第十一名，女性中最高名次者。而她還不到四十歲。
2.
到底No Logo這本書講什麼?
一言以蔽之，她是對象徵全球資本主義的企業提出嚴厲批判，並且紀錄了正在發生的種種反企業社會運動。
戰後，美國勞工運動衰落，左翼的重心更強調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六零年代之後認同政治成為主流，八零年代的左翼政治似乎退居校園，他們把大部分力氣花在多元文化主義在學術界與媒體的鬥爭上。
這個抗爭典範的變遷幾乎就是克萊恩的家族史。她的祖父在迪士尼動畫公司工作，卻因為組織工會而被解僱。她的父親是六零年代反戰學生，卻沒有參加工運；母親則是拍過討論色情議題影片的女性主義導演。然後，九零年代初的大學生克萊恩，照她自己的說法成為「政治正確小姐」。當時，「校園內的政治議題幾乎都關於歧視與身份認同的：種族、性別與性取向等議題 」。於是，「個人的即是政治的」取代了「經濟的即是政治的」；文化戰爭取代了階級鬥爭；影像的政治取代了行動的政治。
到了90年代中期，她卻看到一個新抗議典範的出現：反企業主義。
這是因為八零年代後，企業支配地球的方式出現巨大改變。企業更懂得打造品牌形象，塑造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她們不只在傳統媒體上打廣告，更以變形蟲的姿態無所不在：贊助各種活動，讓城市地景、讓媒體與音樂被商標淹沒等等。更重要的是，她們收編革命（讓格瓦拉變成汽水！），把反叛改變為酷的態度，把認同政治追求的差異和多元化轉化為行銷策略，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救星！
但同時，這個新的企業品牌打造策略是建立在新的生產模式上：他們或是大幅外移工廠，嚴重剝削第三世界的勞工；或者讓工作彈性化，讓麥當勞工作(McJob)成為服務業的主流。正是因為大企業降低了生產成本，所以可以投資更多研究如何行銷。
這些企業的新作為使得社會的三大支柱：工作、公民自由和公民空間，都遭到嚴重侵蝕。
克萊恩說「未來可能會變成一個logo的法西斯主義國度，我們將崇敬logo，並且無法提出任何批評。因為我們的報紙、電視、網路、街頭和各種空間都被多國企業利益所控制。」
但是，哪裡有支配，哪裡就有反抗。企業力量的擴大，在九零年代中也開始引發了一波新的抗議浪潮：1995年到1996年被稱為是「血汗工廠年」，意思是耐吉、Gap等知名品排的血汗工廠遭到NGO團體和學生的嚴厲批判；麥當勞毀謗官司成為全球焦點；學生成功杯葛在緬甸設廠的多國企業如百事可樂；英國青年在街道上結合抗議與派對（Protest and Party）試圖奪回街道；改寫或截堵公共空間上廣告看版的文化反堵行動（cultural jamming ）一個比一個有創意。
這本書提醒我們，面對資本主義，我們需要文化與經濟的雙重抵抗。一方面，我們固然需要在這些大企業的第三世界工廠裡，繼續爭取勞動權益與人權。但另一方面，我們還是要持續進行象徵與符號的鬥爭，例如文化反堵行動不斷去重新書寫城市的公共空間，顛覆那些logo的象徵意義-----事實上，對於這些文化反堵的討論是本書最有影響力的篇章之一。
但要指出的是，克萊恩應該更強調關於文化行動主義如何對抗商業邏輯，介入社會改革。但是她幾乎是呈現比較悲觀的筆調，都是談獨立文化及文化反堵如何被商業體系收編，彷彿我們完全無法逃避這個的牢籠。然後，就在過去八年小布希的統治下，西方的文化界更加政治化，更強調文化如何結合行動主義(activism)。
顯然，克萊恩更相信政治經濟的反抗。因此，在結論中，克萊恩呼籲人們用公民權來對抗消費主義，用真正的民主對抗企業與市場，亦即讓公民來制定勞動與人權政策。這才是No Logo的出路。
3.
不過，在No Logo中，克萊恩雖然鼓吹人們透過文化干擾 (cultural jamming)和針對勞工權益和人權的抗爭，去對抗企業宰制，然而她卻幾乎沒有提供企業支配力量背後的政治經濟分析。
直到她2007年出版的第三本書，「震盪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崛起」（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她終於把焦點從針對企業，轉變到背後更大的政經結構。
克萊恩最早開始發展這個概念，是2004年她去報導戰後的巴格達，發現美國佔領軍引進大量私人資本進入伊拉克。然後她看見2005年南亞海嘯後的斯里蘭卡海岸，大量的海邊高級旅館取代了原來漁民的社區；然後是卡崔娜風災摧毀了美國南方美麗城市紐奧良，而自由市場的神聖經濟學家傅里曼(Milton Friedman)建議要趁機用私立學校取代公立學校。
一開始，克萊恩以為這種巨大利益和巨大災難的結合是一種新的市場擴張方式，後來才發現這個形式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甚至，這種利用危機和災難的模式是傅里曼主義一開始就遵循的，1970年初期智利的皮諾契政府是其最早的典範。然後，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已經完善了這種策略：他們等待重大危機，把國家私有化，而當公民仍然在餘震的驚嚇中，她們就讓把這些「改革」制度化」。這就是所謂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
這本書最大膽的論證在於克萊恩認為這個震撼有三個彼此相關的層次：人民先是被戰爭、恐怖攻擊、政變和自然災害所震撼。然後人民又被震撼一次：企業和政客利用第一次震撼所造成的恐懼和困惑來推動震盪經濟治療。然後抵抗這些經濟震盪治療的人會被第三次震盪：這一次是由警察、軍人和監獄的偵訊者。
基本教義式的極端資本主義，或者說傅里曼鼓吹的那種市場至上資本主義，因為一般人民無法得利，很難獲得公眾支持，所以需要憑藉恐怖和酷刑來推動；需要一場危機，一種強力的「震撼」，公眾才會願意給予統治者更多權力，來推動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例如天安門的血腥鎮壓讓中國可以在九零年代大力推動市場改革；智利皮諾契將軍的恐怖統治讓費里曼的激進市場改革得以進行；波蘭和蘇聯在共黨垮台後的不穩定讓新政府可以推動震盪治療。除了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還包括自然危機：卡崔娜風災後的紐奧良，私人學校取了公立學校；海嘯後的斯里蘭卡，蓋起了大量度假旅館。還有戰爭：2003年美國攻打後的伊拉克，各種私人資本大量進入，徹底「佔領」伊拉克。
簡言之，「最基本教義的資本主義永遠需要災難來推動。」
這本書依然保有克萊恩最大的長處：精彩的報導、資料收集與說故事能力，所以本書讀來真的讓人那些殘暴、貪婪與黑暗感到「震驚」，尤其她提供了台灣深刻欠缺的左翼世界觀。但要將眾多歷史事件化約為一個共同的理論----震盪主義---則顯得過於牽強。例如，她把不同災難（自然災害或者人為政治鎮壓）視為同類已經不太適當；要進一步以經濟利益或傅里曼式的放任自由主義思想，來解釋這些災難的發生，則易於淪為粗糙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把一切問題都化約到經濟利益，民族主義或者政治人物的權力鬥爭這些動力都消失了。
例如，她強調89年的鎮壓天安門學運不是為了挽救獨裁政權，而是為了實踐新自由主義。 美國之所以要介入柯索沃不是為了阻止種族屠殺，而是為了資本主義：「NATO在1999 年攻擊貝爾格萊德是為了創造在這個前南斯拉夫區域創造快速私有化的條件，而這是戰爭前就決定的目標」。而俄羅斯的車臣戰爭不是要鎮壓分離主義，而是要保護葉爾辛的經濟政策。而美國攻打伊拉克，純粹是為了經濟原因嗎？基督教右派對布希政府的影響呢？或者新保守主義呢？克萊恩確實提到新保守主義，但她對這個主義有若干誤解：例如新保守主義並非她所宣稱是從九零年代才出現，也不是以傅里曼的自由經濟理念為核心-----更不要說，傅里曼是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並非同義詞。
同時，當統治者為了強制實行市場制度而實行威權統治時，我們難以知道這是因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或是他們被財團利益綁架，或者如美國的例子，是政治精英本身就是掌握巨大商業利益（這是克萊恩清楚點出的）。企業的貪婪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這兩者固然相關，但在分析上必須被區分。
本書最大的創意，也是最大的問題是，他把三種震盪合併為一：對人體的電擊等震撼、經濟的震盪治療和政治上震撼（鎮壓、恐怖統治或戰爭）。正如政治理論名家Stephen Homles在倫敦書評雜誌上所說，認為這三者有同樣邏輯，並不太具有說服力。
另方面，如果這本書的目的僅是在於「挑戰正統故事一個最重要的宣稱：不受節制的資本主義的勝利是誕生於自由，而不受阻礙的自由市場是和民主一起發展的」，那麼這是完全正確的。學者博蘭尼(Kark Polanyi)考察十九世紀的市場發展就說過，資本主義的創造必須建立在組織性的暴力上，因為一般人不會接受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破壞。過去二十年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擴張，的確有很多是建立在獨裁政權統治上。歷史並未終結於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相互擁抱。正如克萊恩對中國的生動比喻：「民主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並未攜手前進，他們站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路障的不同側。」
不過，雖然她的理論過於簡化，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說史蒂格里茲(Joseph Stliglitz）指出，傅里曼和其他經濟學者也都對於現實世界份簡化，他們對於預設完全資訊、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深信不疑。而「由這些模型制定的政策比克萊恩的理論問題更大。」
4.
從「No Logo」揭露企業的偽善與醜惡，到「震盪主義」中穿透國家、資本與意識形態的邪惡同盟，克萊恩始終宛如是十年前在西雅圖街頭對著星巴克丟擲石頭的青年安那其-----他雖然不在現場，但她的犀利文字和石頭一樣，或更有破壞力。現在，她把這個石頭擲向國家機器、與政商利益共同體。
在「No Logo」中，她所看到的未來是一群鬆散連結的行動者對抗大企業，是「世界社會論壇」對抗「世界經濟論壇」；在「震撼主義」中，她則把焦點放在一國之內的人民力量，以及具體的政經制度改革如何對抗新自由主義，例如過去十年拉丁美洲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或者中國底層群眾日益激烈的維權反抗。
克萊恩仍然在手中緊握著石頭，而在路障這邊的我們準備好了和她一起拿起石頭，來爭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夢嗎？
出處
1.本文前半部關於No Logo部份，刊登於北京新京報書評週刊封面故事。文章結尾是「這本書固然遲了十年來到中國。但克萊恩對於企業的反省，對於市場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反省，顯然她手中的石頭，還是如此擲地有聲。」
2.後半部關於災難資本主義書評，刪節版於今日中國時報「我們的時代」專欄刊出。完整版會刊登於該書導論。
但要指出的是，克萊恩應該更強調關於文化行動主義如何對抗商業邏輯，介入社會改革。但是她幾乎是呈現比較悲觀的筆調，都是談獨立文化及文化反堵如何被商業體系收編，彷彿我們完全無法逃避這個的牢籠。然後，就在過去八年小布希的統治下，西方的文化界更加政治化，更強調文化如何結合行動主義(activism)。
顯然，克萊恩更相信政治經濟的反抗。因此，在結論中，克萊恩呼籲人們用公民權來對抗消費主義，用真正的民主對抗企業與市場，亦即讓公民來制定勞動與人權政策。這才是No Logo的出路。
3.
不過，在No Logo中，克萊恩雖然鼓吹人們透過文化干擾 (cultural jamming)和針對勞工權益和人權的抗爭，去對抗企業宰制，然而她卻幾乎沒有提供企業支配力量背後的政治經濟分析。
直到她2007年出版的第三本書，「震盪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崛起」（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她終於把焦點從針對企業，轉變到背後更大的政經結構。
克萊恩最早開始發展這個概念，是2004年她去報導戰後的巴格達，發現美國佔領軍引進大量私人資本進入伊拉克。然後她看見2005年南亞海嘯後的斯里蘭卡海岸，大量的海邊高級旅館取代了原來漁民的社區；然後是卡崔娜風災摧毀了美國南方美麗城市紐奧良，而自由市場的神聖經濟學家傅里曼(Milton Friedman)建議要趁機用私立學校取代公立學校。
一開始，克萊恩以為這種巨大利益和巨大災難的結合是一種新的市場擴張方式，後來才發現這個形式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甚至，這種利用危機和災難的模式是傅里曼主義一開始就遵循的，1970年初期智利的皮諾契政府是其最早的典範。然後，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已經完善了這種策略：他們等待重大危機，把國家私有化，而當公民仍然在餘震的驚嚇中，她們就讓把這些「改革」制度化」。這就是所謂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
這本書最大膽的論證在於克萊恩認為這個震撼有三個彼此相關的層次：人民先是被戰爭、恐怖攻擊、政變和自然災害所震撼。然後人民又被震撼一次：企業和政客利用第一次震撼所造成的恐懼和困惑來推動震盪經濟治療。然後抵抗這些經濟震盪治療的人會被第三次震盪：這一次是由警察、軍人和監獄的偵訊者。
基本教義式的極端資本主義，或者說傅里曼鼓吹的那種市場至上資本主義，因為一般人民無法得利，很難獲得公眾支持，所以需要憑藉恐怖和酷刑來推動；需要一場危機，一種強力的「震撼」，公眾才會願意給予統治者更多權力，來推動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例如天安門的血腥鎮壓讓中國可以在九零年代大力推動市場改革；智利皮諾契將軍的恐怖統治讓費里曼的激進市場改革得以進行；波蘭和蘇聯在共黨垮台後的不穩定讓新政府可以推動震盪治療。除了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還包括自然危機：卡崔娜風災後的紐奧良，私人學校取了公立學校；海嘯後的斯里蘭卡，蓋起了大量度假旅館。還有戰爭：2003年美國攻打後的伊拉克，各種私人資本大量進入，徹底「佔領」伊拉克。
簡言之，「最基本教義的資本主義永遠需要災難來推動。」
這本書依然保有克萊恩最大的長處：精彩的報導、資料收集與說故事能力，所以本書讀來真的讓人那些殘暴、貪婪與黑暗感到「震驚」，尤其她提供了台灣深刻欠缺的左翼世界觀。但要將眾多歷史事件化約為一個共同的理論----震盪主義---則顯得過於牽強。例如，她把不同災難（自然災害或者人為政治鎮壓）視為同類已經不太適當；要進一步以經濟利益或傅里曼式的放任自由主義思想，來解釋這些災難的發生，則易於淪為粗糙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把一切問題都化約到經濟利益，民族主義或者政治人物的權力鬥爭這些動力都消失了。
例如，她強調89年的鎮壓天安門學運不是為了挽救獨裁政權，而是為了實踐新自由主義。 美國之所以要介入柯索沃不是為了阻止種族屠殺，而是為了資本主義：「NATO在1999 年攻擊貝爾格萊德是為了創造在這個前南斯拉夫區域創造快速私有化的條件，而這是戰爭前就決定的目標」。而俄羅斯的車臣戰爭不是要鎮壓分離主義，而是要保護葉爾辛的經濟政策。而美國攻打伊拉克，純粹是為了經濟原因嗎？基督教右派對布希政府的影響呢？或者新保守主義呢？克萊恩確實提到新保守主義，但她對這個主義有若干誤解：例如新保守主義並非她所宣稱是從九零年代才出現，也不是以傅里曼的自由經濟理念為核心-----更不要說，傅里曼是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並非同義詞。
同時，當統治者為了強制實行市場制度而實行威權統治時，我們難以知道這是因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或是他們被財團利益綁架，或者如美國的例子，是政治精英本身就是掌握巨大商業利益（這是克萊恩清楚點出的）。企業的貪婪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這兩者固然相關，但在分析上必須被區分。
本書最大的創意，也是最大的問題是，他把三種震盪合併為一：對人體的電擊等震撼、經濟的震盪治療和政治上震撼（鎮壓、恐怖統治或戰爭）。正如政治理論名家Stephen Homles在倫敦書評雜誌上所說，認為這三者有同樣邏輯，並不太具有說服力。
另方面，如果這本書的目的僅是在於「挑戰正統故事一個最重要的宣稱：不受節制的資本主義的勝利是誕生於自由，而不受阻礙的自由市場是和民主一起發展的」，那麼這是完全正確的。學者博蘭尼(Kark Polanyi)考察十九世紀的市場發展就說過，資本主義的創造必須建立在組織性的暴力上，因為一般人不會接受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破壞。過去二十年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擴張，的確有很多是建立在獨裁政權統治上。歷史並未終結於資本主義與民主的相互擁抱。正如克萊恩對中國的生動比喻：「民主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並未攜手前進，他們站在天安門廣場四周路障的不同側。」
不過，雖然她的理論過於簡化，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說史蒂格里茲(Joseph Stliglitz）指出，傅里曼和其他經濟學者也都對於現實世界份簡化，他們對於預設完全資訊、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深信不疑。而「由這些模型制定的政策比克萊恩的理論問題更大。」
4.
從「No Logo」揭露企業的偽善與醜惡，到「震盪主義」中穿透國家、資本與意識形態的邪惡同盟，克萊恩始終宛如是十年前在西雅圖街頭對著星巴克丟擲石頭的青年安那其-----他雖然不在現場，但她的犀利文字和石頭一樣，或更有破壞力。現在，她把這個石頭擲向國家機器、與政商利益共同體。
在「No Logo」中，她所看到的未來是一群鬆散連結的行動者對抗大企業，是「世界社會論壇」對抗「世界經濟論壇」；在「震撼主義」中，她則把焦點放在一國之內的人民力量，以及具體的政經制度改革如何對抗新自由主義，例如過去十年拉丁美洲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或者中國底層群眾日益激烈的維權反抗。
克萊恩仍然在手中緊握著石頭，而在路障這邊的我們準備好了和她一起拿起石頭，來爭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夢嗎？
出處
1.本文前半部關於No Logo部份，刊登於北京新京報書評週刊封面故事。文章結尾是「這本書固然遲了十年來到中國。但克萊恩對於企業的反省，對於市場經濟與政治體制的反省，顯然她手中的石頭，還是如此擲地有聲。」
2.後半部關於災難資本主義書評，刪節版於今日中國時報「我們的時代」專欄刊出。完整版會刊登於該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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