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這是受香港明報世紀副刊的六四專題之邀，刊於1009/5/29。有趣的是，他們用的照片是鄭南榕，請點左邊的該版面圖片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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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春天，台灣在鮮紅的影像中度過。
初春的四月，台灣民主鬥士鄭南榕為了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以決絕的姿態在雜誌社自焚。
五月，我們在電視上看到北京的學生開始一波波湧進天安門廣場。六月四日，血染天安門。


那一年，十七歲的我，從鄭南榕燒焦的肉體到中國青年的鮮血，搖撼了我的世界。我開始思考個人自由與國家暴力的對比，開始知道什麼是為理想獻身。


一年後，1990年三月台北的野百合學運。數千學生在中正廟集會，要求國會改選、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


從北京到台北，看著這兩場廣闊的學生運動，看著那些沒有比我大幾歲的年輕臉孔，看著他們吶喊比搖滾樂更激情的口號，說出一句句純粹潔白的理想主義語言（當然我沒看到背後的策略與權力），彷彿吹笛人的密語，召喚著少年的我跟隨他們的腳步，投入改造歷史的洪流中。


進入大學後的第一個月，我走入學運社團，開始投入學生運動、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直到現在。


六四和野百合，改變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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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還記得，那時，許許多多台灣人民在電視前看見坦克車開進北京城，看見被子彈穿過的青春，留下了眼淚。我們也都記得，當時的政治人物如何激動地批評對岸政權，歌星們如何熱切地唱著「歷史的傷口」：「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摀上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彷彿患了集體失憶症；主流媒體及執政者一起演奏出的主旋律是兩岸經濟繁榮的燦爛前景，是中國美麗風光的旅遊，是上海北京的雄偉建築。他們忘記了二十年來，天安門母親還在哭泣，民運人士依然在海外流亡，在中國各角落不斷有人因為維護弱勢權益，因為追求真相，被逮捕關進黑牢。
而我們視若無睹；「蒙上了眼睛，摀上了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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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年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開始接觸到海外民運。
除了因為當地有較多的民運組織和活動，所上一名學長也正好是當年重要領袖。因為自己對人權問題的關注，所以常常和他談起中國民主前景。他說，鐵志，要搞革命，和我們一起來搞中國民運吧。


我並沒有真正加入他們的行列中，畢竟台灣還有許多重要改革運動。但我更加積極關注中國問題，並且認識更多在中國國內為理想奮鬥的朋友。


回到台灣後，我希望在台灣點燃更多燭火。去年底，我們幾個台灣人權NGO組織了唯一一場台灣聲援零八憲章的記者會。今年初，我和兩個藝術家舉辦中國人權的地下影展，並希望持續舉辦下去。而對於台灣主流媒體對中國人權、社會黑暗忽視的憤怒（香港朋友很難相信這些議題在台灣媒體上的靜默），我只能拼命在自己專欄上書寫關於劉曉波與零八憲章，關於胡佳與曾金燕，關於譚作人、艾未未與川震死難兒童，或者建議公共電視討論這些問題。


面對六四二十週年，我們沒有香港那樣紀念六四的深厚傳統，但還是希望可以做些什麼。我邀請了王丹去台北誠品書店對談，希望讓他進入一個藝文空間來談六四與中國。那天，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誠品被塞爆了。


這個月，我們還有發動連署、舉行校園座談、組織六四當天的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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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週末，我將到香港參與六四紀念活動（自由文化音樂節）、和港人一起走上街頭、觀摩學習香港的各種紀念活動。當然，台灣和香港之於中國的關係不同，所以社會集體情緒對六四感受程度也不同。


在台灣，不少人會先問，台灣人為何要關注六四？


對我來說，或許因為這是對我們自身民主信念的主要試煉。


一方面，作為一個堅定的人權信仰者，我深信台灣走過民主化的坎珂道路，現在應該對其他地方的民主抗爭付出更多關心。中國特別值得我們關注是因為兩岸的確互動非常密切，但在當前政治氣氛下，對經濟利益的關注成為海峽兩岸最大的共識。八九之後，市場邏輯支配一切，六四及其他政治改革的聲音被消聲（雖然過去幾年中國重新騷動起來，公民權利意識更強大）；而台灣和中國更靠近之後，似乎被中國傳染上這種民主冷漠症。在這個兩岸大和解的氣氛下，去談人權似乎成為最不合時宜的事。台灣主流思考和中國主流話語先統一了嗎？這對於自以為已然民主的台灣，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或許是天生叛逆，所以越是環境冷漠，越是不合時宜，我越是想要對抗。或許正是因為在台灣從事這個運動的人比較少，所以我們越是希望到處點火。


六月四日那一晚，我也很希望走到維園足球場，目睹那壯闊的燭光晚會，和十萬港人一起發出對民主的渴求。但是，我還是決定在台灣，點上一盞燭光，為了二十年前那些早夭的青年理想主義者，也為了台灣自身的民主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