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台灣媒體近來似乎已經殺紅了眼，以致於缺乏對一些問題最基本的合理討論。或者是，他們對於言論自由的理解還是太膚淺。像李登輝誹謗宋楚瑜案，這麼一個不合理的判決，竟然報紙頭條說法官是有勇氣。關於這個問題，這一期的新新聞有許多深刻的討論，對法官的判決提出許多法理上的批評。我轉載其中王健壯的文章。


至於非常光碟的問題，今日中時上吾友許家馨的文章亦值得深省。我們或許都不喜歡非常光碟，但是基本的言論自由和法律保障必須被尊重。

2005.11.28　 中國時報
非常光碟的言論自由
許家馨


談到非常光碟，發行者不是專業新聞媒體，演員並非「社會公正人士」，以其內容來說，也沒有呈現充分證據。然而，就算道德上應予以譴責，且應負事後的法律責任，然而，至今大眾仍然無法自由取得其內容，就「言論自由」而言，不能不說憾事。


這次檢警行動主要的實體法，乃是公職人員選罷法第九十二條，針對「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者課以刑罰。此條所處罰之行為人，須有「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的意圖，缺此即不成罪。電子媒體如果在新聞報導的脈絡中播放該光碟，甚至加上播報員之警語，或者一般商家，非專以販賣該光碟為業，甚至同時擺放國民黨宣傳文宣者，皆難謂有此意圖。再者，此罪乃是「故意犯」，並未處罰「過失」。既然所言「不實」乃是犯罪構成要件，則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明知「不實」，始能成罪。且不論對內容真假無從知悉的媒體或商家，就算是發行者林一方本人或者劇中演員，檢方也必須證明其主觀「明知」或因輕率疏忽（即「未必故意」）而不知所言「不實」始可起訴。


桃園地檢署在台灣聯通尚未發行光碟，即搜索、扣押光碟母帶，此舉已有違法搜索之嫌。接著在檢察官勘驗母帶，「判斷」內容不實後，檢察總長即警告新聞媒體播出光碟或一般商家販賣可能構成該罪的「幫助犯」，使得該光碟的發行管道廣泛受阻，導致事實上被迫噤聲。「幫助犯」之說簡化了犯罪構成要件，使大眾誤以為單純販賣或播映該光碟即應受罰，造成「寒蟬效應」，形成一種事實上的「事前限制」。進一步說，假設檢方在台灣聯通出售光碟前，除了已扣押之母帶外，更將所有供販賣的光碟片，擴張視為得沒收之物，加以扣押，此舉就更將成為不折不扣的「事前限制」。


對於「事前限制」持高度疑慮，乃是「言論自由」概念自十八世紀迄今最根深柢固的一項內涵。就算一項言論經發表後可以事後被處罰，但除非有極重要、緊迫的理由，否則事先禁止該言論的發表為憲法所不容。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三一年的案例Near v. Minnesota頗值得參考。該案中，州法規定檢察官若發現報紙或雜誌所發表之言論有惡意中傷或誹謗的情況，除非該刊可在法庭上舉證說明所言非虛且動機純正，否則可聲請法院禁止該刊繼續發行。最高法院宣告該州法違憲，因其屬典型「事前限制」，且無重大急迫國家安全需要為理由。即便關乎國家安全，在一九七一年的名案「國防部報告案」中，當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取得一份洩漏自國防部，關於越戰起因的極機密報告時，最高法院仍然否決了政府意欲禁止報紙刊出之聲請。


「事前限制」的問題在於，言論市場失去直接接觸該言論的機會，人民無從知曉政府的判斷是否正確。少數行政官員因而取得對於特定言論的「生殺大權」。以此案為例，檢察官如何認定光碟內容所言不實，完全是黑箱行政作業，發表言論者也無從參與、表達。本來選罷法第九十二條，乃是「事後追懲」式的言論管制措施。言論真假及發言證據多寡的最終裁判所，乃是法庭。如今，檢察體系把一個「事後追懲」的條文操作成為事實上的「事前限制」，實有嚴重的違憲疑慮。


當然，我們不能無視現實環境的挑戰。視如寇仇的朝野鬥爭，兩極化的社會情勢，專業倫理低落的媒體，讓選民理性判斷的空間早已被高度壓縮。任何不負責任的言論若任其竄流市場，就算長遠來說其真假終能辨明，但眼前選舉的公平性會受到如何的影響卻很難不令人擔憂。或許這正是檢調行動背後的邏輯。然而，當政治人物聯合電子媒體霸權，壟斷發言空間，當政論節目每天無預警瘋狂爆料，且「亂講不用證據」時，相對處於言論市場弱勢者的光碟，卻連最起碼的發聲都被剝奪，恐怕所牽涉到的，更是民主遊戲規則中最起碼的公平性問題了。

（作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如果把李登輝的名字塗掉
文/王健壯
新新聞977期

在美國最高法院的歷史裡，已過世的大法官布萊克（Hugo Black）是一位少見的「言論自由絕對論者」。


　　布萊克是個清教徒，有道德上的潔癖，他曾經把「靈慾春宵」（Who is afraid of Virginia Wolf?）這部電影形容為一部「骯髒的電影」，拒絕與妻子觀看。但他即使再怎麼厭惡「靈慾春宵」，他卻主張這部電影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


　　「言論應該受到絕對的保障」，這是布萊克在三十四年大法官生涯中最常講的一句話。在他的認知裡，憲法第一修正案列舉的各項權利，尤其是言論自由的權利，都是絕對的權利，既不允許任何可能損害這些權利行使的政府作為，也不允許在個人與社會權利之間保持所謂的平衡。這樣的認知讓他成為「第一修正案絕對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在一九六四年的「紐約時報訴蘇利文」一案中，雖然九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判決時報勝訴，但布萊克卻對判決文中「紐約時報並無真實惡意」的判決理由不以為然，他提出了一份補充意見表示：「惡意是一個難以確定、抽象的概念，證明其有很難，證明其無也難」，「我認為一項隨心所欲言說公共事務的無條件權利，是第一修正案的最低保證」，「誹謗罪成立的前提是言論者有惡意，但這項要求對言論自由所提供的保護太弱」。
　　美國的誹謗罪構成要件通常有三項：一是證明不實，二是證明有真實惡意，三是證明受到實際傷害，許多著名的誹謗官司，例如在現任以色列總理夏隆一九八三年控告《時代周刊》誹謗他屠殺巴勒斯坦平民一案中，最後雖證明《時代》報導不實，但法院卻以《時代》並無「真實惡意」的理由，判決夏隆敗訴。


　　但布萊克在「蘇利文案」中的補充意見卻認為：批評者即使有惡意，他的言論自由也應當得到保護。「絕對論者」甚至相信：「寧可讓一個人或報紙在報導偶爾失實時不受法律的懲罰，也不能使全體公民因擔心受到懲罰而不敢批評」。


　　在美國的各級法院中，像布萊克這樣的「絕對論者」法官雖然為數不多，但自「蘇利文案」判決後四十多年來，有關言論自由案的判決，尤其是關於公眾人物與公眾事務的誹謗訴訟，各級法院的判決通常是能寬則寬，而不是能嚴則嚴。類似「宋楚瑜訴李登輝」這樣的案子，如果發生在美國，根據以往的判例來看，李登輝的贏面應該較大，如果碰到的又是像布萊克這樣的法官，判決結果更不問可知。


　　台灣的法官中當然沒有一個人像布萊克，但即使是如此，在「宋楚瑜訴李登輝」一案中，仍然有幾個涉及言論自由的常識性疑問：殺人放火是法律定義下的犯罪行為，但打麻將是犯罪行為？或者是道德上的罪惡嗎？如果不是犯罪也不是罪惡，指控別人打麻將何以是侵權誹謗？


　　另外，侵權賠償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恢復原狀，二是懲罰。但「對傷害人的賠償不能超過實際的傷害」，這是賠償判決的基準，一句打麻將換來一千萬元賠償與九家報紙連續三天的半版道歉廣告，卻顯然距離這樣的基準太過遙遠，即使是在「言論自由保守論」的美國法官手中，也應該不會做出這樣的判決。
　　

言論自由是每個人的權利，行政權壓制言論自由，大家要抗爭質疑，司法判決對言論自由產生緊縮的作用，大家也該質疑批判。那些認為李登輝敗訴活該倒楣的人，如果把判決書中李登輝的名字塗掉，換成是自己的名字，心中會做何感想？大家不妨試試看。(新新聞 http://www.new7.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