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嗨，我現在要宣讀一份戰爭宣言……在接下來的十四天，我們將攻擊代表美國各種不正義的象徵或制度。 」

1970年三月，在這個靜謐優美的格林威治村街道，我眼前的這棟美麗房子轟然一聲發生爆炸。這是六零年代美國激進學運組織「氣象人」(Weatherman)的成員在房中製作炸彈時意外引爆，導致三人死亡。這場爆炸把六零年代的學運帶向了黯淡的尾聲，但卻不是故事的終點。
這一年，氣象人向世人宣布了上面這份宣言，並轉化為「地下氣象人」(Weather Underground)。他們立志要推翻這個世界的一切壓迫與不義，要和黑人以及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站在一起，要在地下用炸彈進行游擊戰。六零年代充滿激情、理想、音樂、與政治謀殺的大歷史劇，從此轉變為一部革命英雄傳、一場政治警匪劇，或者一部激進版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
那是一個何等動盪與激昂的年代。世界沒有一刻是靜止的。


對這群憤怒青年來說，他們眼見美國在越南殺了數十萬人，每天電視和雜誌上傳來無辜越南小孩和婦女殘缺屍體的照片，而各種抗議遊行似乎都無法阻擋住這場戰爭。這迫使他們提出「把戰爭帶回美國」的策略----「要讓美國的土地上也出現戰爭，使得人們不能再對美國對越南的屠殺麻木不仁」。


1969年他們組織了第一場暴力抗爭行動「憤怒的日子」，但對這群白人中產階級青年更大的震動，是年底一名二十一歲的年輕黑豹黨領袖Fred Hampton在家中被警察打死。當黑人運動的領袖不斷面臨死亡威脅時，他們深感不能再繼續躲在他們白色皮膚底下而免於警察的暴力，因此必須以暴制暴來對抗不義的國家機器。


從1970年起，在國會山莊、國務院、五角大廈、法院、國民兵總部、大企業總部，他們進行了十數起爆炸案件。


「在一個暴力的時代，看著你的國家在別人的土地屠殺無辜的人民，如果什麼也不做，只是繼續享受你的中產階級舒適，這本身就是一種暴力的行動」。這是他們的信念。只要美國的人民不對這個體制和政策提出抗議，他們就是帝國主義的共犯。不過，地下氣象人在七零年代的攻擊行動中由於都會先通知被炸單位撤離，所以從未造成死亡---除了1970年自己意外引爆身亡的那三人。

2.
他們一直在奔跑。在這個世界的陰影中奔跑。
三十多年前，他們在夜裡親吻父母、情人、朋友的額頭，告別了青春，告別了六零年代的浪漫，準備躲藏進另一個黑夜，一個眾人看不到的世界陰暗面。

然而這個世界的陰影對他們來說是真正的真理所在，眾人生活的世界才是真正的黑暗：那是個不正義正在蔓延，但人們卻保持冷漠的世界。

1975年越戰結束，似乎使他們沒有政治和戰略上的理由繼續潛藏地下。更多人則開始懷疑亡命之徒的日子：有人開始懷念和家庭的聯繫，有人生了小孩，認為不能讓小孩一面長大一面疑惑為何都周遭都沒有朋友。於是她們一個個自首，少數人則轉向其他激進暴力組織。一段美國戰後青年理想主義激進化的悲歌於焉結束。


但當他們在七零年代末決定邁出陰影，回到世界的這一頭而向警方自首時，歷史卻開了他們一個玩笑。由於FBI以非法方式蒐集起訴地下氣象人的證據，所以他們都只需要服短期的牢獄。


3.
2002年秋天，我來紐約之後看的第一部電影就是關於他們的紀錄片「Weather Underground」。而放映這部紀錄片的藝術電影院，正好是在1970年被炸毀的那棟房子的幾個街口外。


當年英姿勃發的運動領袖真誠地回首和省思過去。有人感到悔恨，「如果你認為你有一個至高的、絕對的道德立場，那麼這只會帶來危險。」，有人則認為那些行動在那樣的環境下並不算極端。而唯一仍在服刑的David Gilbert則相信他們所做所為並沒有錯，但是他願意負起責任來坐牢：「如果歷史能夠重來，我會再做一次，但是會做的不同，做的更聰明。」


但他們都承認，暴力並不是最有效的作法。正如當年著名學運領袖、地下氣象人成員 Mark Rudd在影片中的反省：「當時我們的確正確地掌握了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事實上今日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帝國主義。但是這個知識太過於龐大，以致於我們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如何去回應和解決。」


這個或許是地下氣象人對我們最大的思想遺產：暴力之外，我們該如何改變不義的體制呢？


地下氣象人一直不相信組織工作。原本六零年代最大的學運組織「民主學生會」(SDS)在氣象人奪得權力後就徹底瓦解。而當人們沒有響應他們號召的街頭抗爭「憤怒的日子」，他們唯一的結論就是大家都被體制收編了，因此只能靠他們幾個人的暴力革命來摧毀美國帝國主義。

諷刺的是，他們自認支持與結盟的主要對象，黑豹黨，卻與他們有完全不同的運動觀。黑豹黨認為改變世界必須透過對民眾的長期組織和動員，而在黑人社區提供窮人小孩免費早餐、給予社區民眾政治教育，希望一點一滴地改變人民想法，並賦予他們力量（empowerment）。

地下氣象人並不是沒有學到教訓。在他們化暗為明後，他們也開始瞭解到草根組織的重要。


4.
他們繼續為了理想主義而向前奔跑。（當然也有人轉換軌道不問政治）。
最著名的是當年宣讀地下氣象人戰爭宣言，並名列FBI十大要犯的Bernardine Dohrn。她現在是美國名校西北大學法學院教授，並主持「兒童與正義中心」，關心性別、教育與家庭的改革。她和她先生，另一位氣象人成員Bill Ayers，都積極參與當地各種社會運動。回首當年，Dohrn認為當時應該讓婦女運動和反戰運動建立更強大的連結；Ayers也強調應該他們更擴大結盟，而不是每次在運動方向轉彎時就出現大分裂。
另外一個充滿戲劇性人生的成員是Kathy Boudin。1970年氣象人意外自爆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房子後，她險而逃生，並在地下氣象人紛紛自首後繼續參加另一個暴力革命組織。在1981年她參與一場搶劫案，造成包括警察在內的三人死亡因而入獄。


十二年的地下逃亡生涯，使她只相信一些偉大的革命理念，但卻和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脫節。因此入獄之後，她要從根本的行動開始：幫助身旁的獄友。她創立愛滋病諮詢計畫，教獄友識字、唸書，提倡並改革獄中的教育制度。她甚至從事關於愛滋、教育和性別的學術寫作，並在發表哈佛教育期刊上發表論文。
而她入獄時只有四個月大的兒子，被託付給另外兩個氣象人Dohrn和Ayers扶養，現在是耶魯大學學生，不僅也參與社會改革，而且拿到非常榮譽的羅德獎學金。
他們一起繼續在陽光下奔跑，而竟然跑到了我身邊。


2003年，Boudin獲得假釋，並得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旁一家醫院的工作，負責協助防制愛滋，發揮她過去二十年來的專長。


跑過了黎明，跑過了黑夜。從那個告別青春的夜晚到帶著幾許白髮重回社會，或許他們奔跑的腳步變慢了，方向作了點修正，但是他們的信念卻是一樣堅毅，改變世界的夢想也未曾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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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本文原來分成兩篇刊載於上個月聯合報副刊「反叛的時代」，但我在這裡重新組合改寫過了。修改版收於我在2007年出版的反叛的凝視一書。
第二張照片是那棟格林威治村房子爆炸現場，地址在西十一街。現在還是棟正常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