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印刻文學雜誌九月號刊登了音寧、生祥和我的對談。音寧剛在印刻出版了「江湖在哪裡」一書，是非常精彩、有重量的關於台灣農業的報導文學，也是要瞭解台灣政治經濟發展必讀之書。生祥則是去年底出版了「種樹」這張專輯。我是在今年初出版第二本「反叛的凝視」。我們三人年紀相仿，又都嘗試用不同的文化創作做為一種社會實踐的可能(當然他們的作品比我更為擲地有聲！)，再加上音寧在為我的書寫序時把我和生祥連結起來，所以有這場座談。

我自己在與他們的對話中收穫很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在這裡節錄一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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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祥進到大學做音樂以後，什麼時候開始把社會意識放進去，跟音樂結合？

林：我自己比較清楚認知的是，那時候我知道台灣有個人叫羅大佑，他寫的東西讓我感受很深，所以，我知道自己想要寫這樣的作品，那種單純的情歌感動不了我。我在高中的時候，很喜歡〈吾鄉印象〉的編曲，覺得那是羅大佑最顛峰的作品，以為它會賣得很好，後來才知道原來賣得不好。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最棒的作品《家》會賣得最差。

吳：鐵志又為什麼會開始寫搖滾樂？

張：我寫搖滾樂其實滿晚的，聽搖滾樂則是很早就開始的事，可是也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寫音樂的東西。大學的時候參與學運，後來決定走學術研究、做台灣政治社會的分析。但慢慢發現原來自己喜歡的搖滾樂，在西方的社會運動（譬如說六○年代）中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九七、九八年時我開始注意到西方的反全球化運動，也有不少音樂人的參與。另外，九八年的時候，很多英國音樂人反對布萊爾，這成為我最早寫的關於音樂與政治的文章。後來，一方面是因為深深感動於這些音樂人的理想主義實踐，所以想把這些分享出來。尤其自己既然是學政治學，也許可以提供我的專業，去分析這些運動涉及的政經議題。

有趣的是，現在回頭看，這個音樂和政治結合的書寫跟我進大學之後的一個困惑是可以連結起來的。我大一的時候，曾經困惑過要做文藝青年還是學運青年，這個抉擇具體來說，就是要參加文藝性社團，還是參加學運性社團；前者是讀詩聽搖滾，後者是念馬克思、研究台灣社會和上街頭。所以現在從事創作，用抒情的方式來寫搖滾與政治經濟，其實是結合當時的兩種路線。這也是我將來想要繼續書寫的方向：去尋找前衛文化的、波西米亞的，和進步政治的、激進主義的兩種實踐的彼此接合。


吳：我大學時代也沒有想過將來要創作。當時剛上來台北，像是全身毛細孔都張開了，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感受很驚訝。例如，上大學之前我沒有聽過什麼是同性戀，念彰化女中的時候知道女生誰誰是一對，但是我從來沒聽過「同性戀」這三個字。而我高中的時候就很關心政治方面的事情，所以進去大學以後想找個學運性社團參加，然後就跟著同學林淑芬（現任立法委員）參加了中興法商的青年社。法商青年社算是我的啟蒙之處吧，開始也不了解他們是在做什麼。成員很多是高雄來的，也組讀書會，讀馬克思等等，晚上聚會就唱歌喝酒，拿把吉他唱台語老歌；他們把自己住的公寓命名為「火燒島」、「六龜寮」，在那裡經歷過許多事。

不過我和學運社團的主流一直沒有辦法很貼近。學運社團定期開會、組織、討論，有很明確的目標，同時我又接觸到另外一群人，像「濁水溪公社」那一票，而「甜蜜蜜」已經在羅斯福路的巷子內開張，所以我身上就有兩條線：一條是正宗的學運、社運路線，一條是搞破爛的路線——這些人其實也參與遊行示威，但他們並不被認可為「學運團體」，甚至被瞧不起，是游離在學運路線之外的。剛開始我花在學運社團的時間比較多，後來就漸漸偏向另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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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我雖然沒有參與學運的經驗，但從Woody Guthrie一路過來的脈絡，也相信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什麼。二○○三年交工樂團解散的時候，我才發現音樂家其實非常脆弱，音樂並不能改變什麼。直到看到鐵志的那本書《聲音與憤怒》，我很感動，看到例如U2的主唱Bono，原來做了那麼多事，儘管不是直接用音樂去做的，卻提供了另一種想像。那好像是一個高標，讓我們知道人生還有許多可以努力。不過音樂家真的很脆弱，他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創作、生命狀態，必須強壯，才有可能自然地把力量傳遞出去。我看到很多左翼的朋友前輩，他們談思想雖然很進步，可是生活能力卻很糟糕，對身體、精神的揮霍無法節制，這就讓我思考：左翼所帶來的東西都是好的嗎？我現在比較傾向認為，左翼是一種生活的價值，讓身心比較健康、強壯，把自己的專業顧好，就像一般人一樣生活。


吳：運動總是有個階段性的明確目標，但在這之外，文化應該是更久更深的，那時你就會想要去追尋那個更久更深的東西，不只是立即性的政策改變；當然政策改變也很重要，只是選擇創作，就沒辦法為了那些投注所有的時間。

林：政治看起來好像是個很大的東西，但其實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台灣這幾年，跟一般普羅大眾的生活比起來，政治和媒體大概是表現最差的領域吧。相較之下，生活價值的選擇和展現是更大的東西。但政治可以由許多層面來看，比如說，寫書、寫音樂是不是政治？同樣也在影響別人嘛。

寫書可能更明確是個人的創作，做音樂就不一定了，我得跟很多音樂家互動，得解釋彼此的想法。我很幸運，待過一些很好的地方，遇到的都是質地很好的人，包括現在工作的夥伴；左派的思考不是最重要的，最後看的其實是人性。我不是特地去想要用音樂推動什麼，而是我自己喜歡言之有物的創作，覺得這樣作品才有質量。當然有個前提是，今天我不缺錢、家裡沒負債，所以我能維持我的自由意志，可以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張：剛剛生祥說，看我的《聲音與憤怒》很感動，發現音樂家可以有那麼大的力量，可其實我在書中的結論並不是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世界，而是音樂只能扮演某種角色，比如喚起意識。他們要成功改變世界，必須透過政治行動或草根組織。這跟我們自己的位置很接近。我們三人選擇文化創作來作為一種個人的社會實踐，當然是跟生命傾向有關，譬如需要一些私人空間來進行個人的想像與創造。但是文化創作至多是用容易讓人感動的方式來讓影響人們的價值，或認識某些議題，唯有跟政治和社會運動結合，彼此援引，才可能建立改變社會的力量。

（更多請見印刻雜誌九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