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二十年前，當深灰的戒嚴鐵幕緩緩落下，台灣即將邁入一個新的民主時代時，人們所期待的是什麼樣的一個美麗新世界呢？當然，會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和人權保障，人們可以參與政治決策，並要求政治菁英對施政負責。然而，當年在解嚴前後激烈衝撞鐵疾黎的人們，所要求的不只是政治民主，也包括各種進步的社會改革，而那些先後擁抱民主的公民們，也都期待如果民主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那麼這個島嶼應將演化成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


然而，民主化對公平正義的華麗許諾似乎沒有在台灣實現（也沒有在大部分新興民主化國家實現）。金權政治的熾烈和社會不平等的惡化，塑造了台灣民主化時代中一個貪婪資本主義的出現。當然懷念鐵幕下的舊時光只是一種去脈絡化的天真，因為過去這二十年台灣面臨的是全球化取得主導霸權的外部環境，在這個趨勢下，國民黨推動戰後最重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包括私有化及電信、金融等各種市場開放，使得島內原來受培植的財團壯大。但問題正是在於，在這個資本主義再結構的過程中，民主化能不能改變資本主義所必然蘊含的社會不平等。

首先，隨著台灣民主化出現的是惡質的金權政治，而深深扭曲市場和政治的運作。這一方面是因為民主化讓更多利益團體得以進入政治場域；另方面在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資源重分配爭霸戰中，威權時期的黨國資本主義不可思議地進行再生與轉型：黨營事業不斷擴大，介入各種新開放的市場，並且和新興起的財團、地方派系合縱連橫，暴力地攫取社會資源。這是台灣金權政治最赤裸的時代。


政黨輪替之後，建立在特殊政治關係上的國民黨政商聯盟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金權政治模式。金融改革再次重新衝擊台灣的資本主義結構，而這個巨大的資源重構背後，是一種比國民黨更個人化（亦即是以個人而不是以黨為網絡基礎）的政商侍從主義¬------政治菁英釋放出經濟資源交換財團的政治支持。在政治頂峰之下，許多權力新貴（不論是總統的親戚或是金管會官員）迅速地掉入腐敗的漩渦中。這反映不只是個人操守的脆弱，更是制度上，台灣對金權政治從九零年代至今完全缺乏有效的規範。


除了金權政治外，對社會不平等有更深遠影響的，是民主和市場的相對力量，因為民主代表人民有機會影響國家政策（但很難影響市場結果），來決定到底國家是會矯正市場運作結果的不平等資源分配，或完全讓市場決定這個社會的贏家和輸家。在台灣，不論是老人年金、老農津貼或是全民健保，都似乎的確反映了民主化的平等化邏輯。但是另一方面，貧富差距確實日益擴大，且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核心機制如稅制改革，也沒有有更朝向更促進平等的改革。


其原因既包括上述金權政治的影響（例如財團遊說政府不能增稅），舊時代那種強調發展至上的意識形態的殘留，以及工會的相對弱勢等等。另外，有人會指出全球化的壓力會限制推動社會政策、和建立更進步稅制的能力；但事實是，即使在全球化的時代，各國政府還是有用政策介入市場、追求社會平等的不同能力。而各國的差異，往往是由其國內政經制度和社會力量的角力所決定，而非是不可逆轉的。


過去二十年，台灣人民辛苦地追尋民主的解放，但得到的是一個貪婪的資本主義，以及與其相嵌的、一個無法有效規範前者的虛弱民主。要徹底改革這個貪婪資本主義的惡化，我們必須盡快雙管齊下：一方面建構維繫社會公平的社經體制，另方面打造可以防止金權的政治制度。否則，金權政治和社會不平等將使人民對民主制度喪失信心，並對社會正義的價值開始感到虛無。而這會是台灣民主的最大危機。



（2007/7/14 蘋果日報解嚴二十年反省系列）



【這是為蘋果日報的解嚴二十週年系列所寫，刊登於2007/7/14。
前三篇分別是瞿海源、陳炳宏、張茂桂等三位教授，可以參考。
我這篇是呼應我之前寫的兩個主軸：金權政治與不平等，並試著把他們連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