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這可能是台灣至今出現過最好的一本社會運動理論導讀書，作者何明修不只在理論上有獨到觀點，自己對台灣社會運動的研究也非常紮實，包括工運、環保和教改等等，非常值得對理論和實際運動有興趣的朋友一讀。



作者：何明修（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目錄：

序

第一章 導論：從抵抗到社會運動

第二章 社會學理論與社會運動

第三章 個體與集體之間：認同、生命歷程與社會運動

第四章 組織與網絡：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

第五章 政治環境：社會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第六章 構框：社會運動的意義創造

第七章 情緒、儀式、宗教與社會運動

第八章 社會運動的後果

序言


近幾年來，老當益壯的Charles Tilly在哥倫比亞大學每週進行《抗爭政治》的工作坊，每次固定都有來自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門的成員參與，從剛入門的博士班研究生到著作等身的資深學者，幾乎所有大紐約地區的社會運動研究者都到齊了。從2004到2005年間，在這個工作坊發表的文章主題包括西方福利國家的發展、荷蘭的國家統一、紐約市的福利改革、阿根廷的婦女運動、南非的民主化、土耳其的階級鬥爭、太平天國的地方統治等。這樣豐富而多元的議題內容顯示，社會運動的觀點開始被用來解釋全世界的政治社會變遷。在工作坊中，Tilly最常評論的方式是，「你的研究涉及了三種研究問題，每一種問題都有許多文獻。我可以列舉一些書單，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想談這個三種問題」。每隔幾個星期，Tilly就會發給參與者更新版的研究書單(例如社會運動與民主化)，上頭有他對於最近出版研究作品的短評。有一次，我問他如何有時間讀那麼多的最新作品，他無奈地說，「沒有辦法呀，就讀快一點」。

的確，社會運動研究是一個迅速成長的學術領域，每年都有引人入勝的成果出版。在英語世界中，主流的社會學刊物刊登越來越多的相關研究作品，專門探討社會運動的期刊也陸續出現，例如《社會運動研究》(Social Movement Studies)、《動員》(Mobilization))，學術出版社也開始推出一系列社會運動研究的專刊(例如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的《社會運動、抗議與抗爭》(Social Movement, Protest, and Contention)、劍橋大學出版社的《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系列。台灣的學術界也扣合這個潮流，任意翻閱一本國內的社會學期刊，都可以發現相當可觀的社會運動研究作品。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以社會運動的觀點，試圖勾勒出台灣近幾十年來的變遷。

有證據顯示，社會運動研究的成長並不是短暫的流行，而是一股長期的趨勢。作為一種有意識地改造社會的集體力量，社會運動是現代性(modernity)的產物。一旦人們開始發現以往堅信不疑的教條是偶然的、人為的，生活方式可以是一種自由選擇的結果，而不是需要加以膜拜的神聖傳統，那麼凡是人類所建立的東西，也是可以被人類所挑戰與揚棄。追根究柢，社會運動是立基於一種強大的樂觀信念，在舊神祇偶像傾倒之際，人類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除自己所加諸的桎梏。馬克思曾指出，在現代資本主義文明中，「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事物都被褻瀆了」。這句話很精確地點出了社會運動的歷史起點，正是由於舊體制喪失了號召力，人們才開始更冷靜地看待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以及他們想要達成的理想。就這一點而言，社會運動參與者是堅決的反宿命論者，他們熱切地相信自己的行動可以帶來有意義的改變。

文化保守主義者利用一種人性的弱點：許多人無法以世俗的語言來論證他們所信仰的價值，因此被迫要將自己所遵守的道德風俗神聖化，超自然的理由成為最方便使用的藉口。私有財產、種族隔離、一夫一妻制、異性戀不都是被宣稱為「神聖的」？儘管這些社會制度都是被一系列的現代法律與國家權力所維繫。現代性意味著反省性，也就是說，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超然地批判與改變。現代性普及化結果之一即是社會運動的盛行，挑戰種種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基於這些理由，英國社會學大師Anthony Giddens指出，社會運動對社會研究的具有特殊意義。正是由於社會運動不斷地指出我們生活的問題，性別、環境、族群、身體才成為社會學家所關切的新興研究議題。

這是一本導論性質的書，社會運動被視為一種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c)當代社會現象，加以觀察、分析與解釋。幾乎不需要說明地，知識對象與實踐對象是不同的。本書的目的在於提供各種可以用來考察社會運動的觀點，這些知識並不一定能夠有助於社會運動的動員。讀者將會發現，由於近來研究的大量累積，各種詮釋途徑分別賦與社會運動不同的知識圖像。社會運動可以被視為一種理性的工具行動，其目的在於以非常態的手段來追求一群人的集體利益。社會運動也有可能是一種文化領域的意義建構，它開創了新價值與規範，進而引導我們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社會運動同時也是集體情緒的抒發，透過各種儀式性的表演，展現出參與者對於某種道德願景的效忠。社會運動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社會運動包括了手段與目的之功利主義算計，也是具有文化表現的作用。換言之，社會運動本身就是一種複合的現象，同時具有諸多異質性的元素，也因此，需要各式各樣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討。

晚近以來，英語世界的社會運動研究呈現出諸多知識觀點的創新，其迅速的發展令人眼花撩亂，經常不容易釐清某一位研究者的立場。就以史丹佛大學的Doug McAdam為例，他在1982年出版的美國民權運動研究中，提出了頗具影響力的政治過程論，正式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反映政治機會的現象(McAdam 1982)。在1988年的《自由之夏》中，他的研究焦點轉向個體，探討運動參與者的生命歷程與社會運動的關連(McAdam 1988)。到了九○年代，他開始注意社會運動的文化面向，尤其是運動者如何建構出一套具有動員力量的論述，以及如何以高度表演性質的行動來達到政治目的(McAdam 1994, 1996b; Friedman and McAdam 1992)。晚近以來，他所探討的問題更涉及了時間(McAdam and Sewell 2001)、情緒(Aminzade and McAdam 2001)與網絡(McAdam 2003)。同樣地，紐約大學的Jeff Goodwin經常被認為是當前文化取向的社會運動研究大將。他深刻地批判主流研究者存有結構主義偏見，因而忽略了社會運動的文化意涵(Goodwin and Jasper 1999)。他的作品探討了社會運動中的性愛關係(Goodwin 1997)、情緒(Goodwin, Jasper and Polletta 2001)等以往不被重視的元素。然而，2001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比較革命研究，卻採取了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途徑(Goodwin 2001)。這些例子並不是特例，而是當前社會運動研究常見的現象。隨著各種理論概念創新的速度加快，研究者也被迫要不斷地採取新的觀點，探討社會運動的不同面向。

在此，我們面臨一個研究觀點的抉擇兩難。一種可能是堅持某一種理論典範的預設(例如理性選擇理論、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儘可能地將各種社會運動的面向納入其探討的範圍，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排除了若干議題的討論。另一種可能則是先不預設社會運動的本質，而是以各種的經驗現象出發，從而導入諸多的理論討論。這種策略固然能夠容納更多議題的討論，其代價則是理論上的折衷主義。本書比較接近後一種策略，採取綜合取向的寫作方式。筆者認為，理論概念應該是用來幫助研究者觀看事物，而不是限制研究者，使其忽略了某一類的經驗現象，或是將其視為次要的、附屬的。舉例而言，狹義的理性選擇理論有可能認為，文化現象只是次級的，真正的行動動機是是來自於個體的理性判斷。相對地，激進的文化論者則是提出對立的主張，所有的利益與理性都是特定文化的產物。在此，如果我們只是選擇了其中一種觀點來觀看社會運動，事先就排除某些面向的討論，那麼所得到的將會是十分窄化的圖像。實際上，正是由於社會運動本身即是一種複合的現象，同時包括了理性與非理性、文化與非文化的面向，因此，我們才需要各種的組織理論、文化理論、行動理論、網絡理論來加以理解。本書希望提供一系列的概念工具箱，協助釐清不同的社會運動面向。就這個意義而言，不同的理論即是不同探照燈，它使得我們看清楚了某些事物，同時也忽略了其他的事物。因此，與其費心打造一盞最強大的探照燈，不如採取「小即是美」的策略，就讓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分析概念同時並存，一同指引出社會運動的諸多風貌。

此外，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筆者儘可能地引用台灣社會運動的研究成果，讓這些抽象的概論與理論融入本土的參照點。在台灣，社會學的本土化已經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在某種程度上，本土化已成為從業人員的共識。謝國雄曾指出，「作為一個研究台灣社會的『台灣』社會學家，最大的願望是回答『台灣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理所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研究者需要從本土的經驗資料建立概念、發展理論，而不只是停留在運用外國的理論來解釋本土的經驗現象。事實上，就如同其他領域的發展一樣，台灣的社會運動研究仍處於套用理論的階段，鮮少有研究者能夠用本土的資料來挑戰某一種學說，更遑論建立新的理論。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後進國，理論典範的依賴固然悲哀，但並不是宿命。就如同工業發展過程有所謂的「後進者的優勢」，本土研究者可以直接借用最先進的研究成果，降低長期嘗試與錯誤的成本。基於這種信念，本書冀望能夠達到外國理論與本土經驗的對話，進而有助於社會運動研究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