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不少新興民主化國家都遇到的問題是，當新誕生的民主政府無法帶來好的經濟表現時，人們會開始懷念生活更穩定的舊威權時代。可以理解的是，在台灣這個曾經締造過經濟奇蹟的新生民主，這樣的情緒也十分普遍，甚至蔓延在許多菁英的論述中。

    譬如龍應台教授在〈新「野火」從哪裡開始〉（《中國時報》六月二十七日副刊）一文中就表示，「民主讓他困惑」。龍教授並提出一個社會科學中的經典議題：到底威權體制還是民主體制比較適合於經濟發展？

    這段引文明白地指出了民主體制的一個重大的限制：選舉邏輯下的政治人物傾向於炒作短線。我們甚至還可以指出另一個民主不利於經濟發展的缺點：各種利益團體去競逐爭取資源或經濟學中所謂的租金，而不惜犧牲公共利益。政客與利益團體的結合，遂構成金權政治。

    但仔細分析所謂威權統治者之所以可以做長程投資，其實是由於威權統治者擁有獨斷的權力：因為國會是橡皮章，社會利益被壓制或收編，勞工被嚴重剝削和鎮壓。更進一步看，即使威權體制有不受社會干預的「能力」去推動施政，他卻缺乏「誘因」去提供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公共財；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使得統治者不需面臨人民的檢驗，他的統治基礎也不一定需要依賴良好的經濟表現。簡言之，沒有力量可以驅動統治者去追求人民的公共利益。相對的，在民主政治競爭下，表現不好的政黨會被選民懲罰，所以即使政客會去服務少數特殊利益，他還是必須試圖提供多數公民福祉。

    另一個關鍵區別是，人們常認為民主時代有更嚴重的腐敗問題。的確，民主時代更容易出現金權政治，但問題是，只有在民主時代，你才能看得到一切政客的缺點與黑暗，而在那個強人支配一切的時代，所有的問題都被更龐大的黑暗力量所遮掩，一切政治過程不透明。一旦真的政治人物出了問題，也沒有任何政治和社會力量可以去要求懲治不法。別忘了，人民沒有基本的言論與抗議自由。因此目前的政治學和經濟學研究大部分都證實民主制度更有利於經濟發展。

    台灣例子呢？台灣過去經濟發展是許多國際與國內制度因素的結合，這當然不乏良好政策，但這些卻並非出自威權體制本身的優勢。很多人如今在讚揚威權時代的經濟發展時，似乎遺忘了他們當年是如何痛罵公共建設的落後、行政效率的低落，以及嚴重的政治酬庸─雖然的確也出現極為優秀的經濟官僚。許多號稱長程的規劃，其實是出於特定歷史時刻的危機；例如十大建設很大部分是因為當時面臨石油危機，且退出聯合國後台灣國際地位飄搖，因此必須強化國家自給能力。而威權時代政商關係較為疏離是因為統治者不願意分享權力給資本家，尤其是擔心本省資本家權力坐大，但是這也並未免除他們和地方派系的緊密結盟。

    民主制度當然有很多缺點，但是讓政治的黑暗面暴露出來、讓更多社會利益可以參與卻絕對不是其中之一。當前政治的各種問題沒有理由讓我們從民主體制退縮；因為真正重要的是，民主制度給了人民有替換決策者、並不斷改變制度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