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亞洲開發銀行剛出爐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過去五年，在台灣只有所得前20％的高所得者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這個貧富不均的原因之一是對企業的各種減稅。


就在同一時間，似乎為了提供這個論述最真切的註腳，部分朝野立委提出了為富人減稅的方案：打算廢除遺產贈與稅。


這是台灣民主轉型的最大弔詭之一。政治學或經濟學理論預期民主化應該會帶來更平等的社會。因為一方面，威權時期在政治上被噤聲的弱勢團體在民主化後被解放，原本被壓制的工會也可以開始代表勞工爭取利益，所以政府應該有更多偏重於弱勢的政策。另方面，中間收入的選民也會反對稅制太過於偏向富人，而會用選票支持某程度的財富重分配。二十世紀初歐洲福利國家的建立正是因為工人獲得普選權的結果。


在某層次上，這些理論在台灣的確獲得證實。不論是老人年金、老農津貼或是全民健保的實施，都反映了民主化的平等化邏輯。但是社會財富重分配的核心機制之一，稅制改革，在台灣卻不但沒有更朝向更平等，反而不斷劫貧濟富。

目前，個人海外所得、證券及土地交易所得等資本利得都不必繳稅。經建會在前兩年的「推動財政改革」報告也指出，雖然綜合所得稅有效稅率會隨著所得增加而提高，但累進程度並不明顯，因為中、高所得者享受的各項免稅額、扣除額遠高於低所得者。不健忘的人應該記得在2005年，全國最高所得的四十個富豪中，有八人一毛都不必繳，有十五個人只繳納一％的稅率。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不但低於最資本主義的美國，也在兩千年後低於同為四小龍的南韓。尤其，賦稅制度作為財富重分配的重要機制，在2004年只改善台灣民眾所得差距的0.14倍，與美、日等國相去甚遠。這這因為，如主計處的研究指出，「我國稅收減免項目繁多，整體賦稅負擔率遠低於國際水平。」


這個民主化許諾的失落有很多原因：第一是當民主化賦予弱勢團體和工人力量時，其同時也開放特殊利益團體和資本家對政治有更大的影響力，而後者當然比勞工和弱勢有更大的影響力。台灣從九零年代以來的減稅政治可以清楚看到這些資本家的影響力。第二可能是台灣的政治制度會引導政客更關心侍從主義式的資源分配，而不是進行結構性的資源改革。第三、過去唯經濟成長至上的發展主義，不僅形塑經濟官僚的意識形態，也深深烙印在許多民眾的態度上。這種發展主義更衍生出許多未經檢驗的迷思，例如唯有低稅賦才能留住投資等等。第四、全球化對重分配政策的侷限，雖然這些侷限常常是被誇大的。


在泛紫聯盟、台聯之後，準備重返政壇的羅文嘉也在上週提出民進黨應該走中間偏左路線。在民進黨當前政治角力的荒謬劇中，這當然是值得鼓勵的方向。但是任何對中間偏左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力量的主觀期待，除了關懷民生的泛泛口號，或者具體的社會政策和稅改政策之外，還必須回應上述長久根植在台灣政治體系的制度性障礙以及外在的新挑戰。


在經歷了民主化的政治轉型後，台灣面臨更迫切的轉型課題是，能否能建立一個更符合平等公義的國家。這也是民主化對社會平等的許諾。


(中時觀念平台2007/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