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何者為優先？
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將軍過世又讓許多人關心這個問題。這問題和台灣尤其相關，因為智利和台灣的威權統治都被視為是威權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佐證。

這也是昨日吳惠林教授在「獨裁者的經濟學分」一文的主要論點。他引用偉大經濟學者佛里曼的結論說，如果「目標是促進住民的福祉，則經濟自由是較優先的。」更進一步，「如今我們更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走同樣的路？


我深信吳教授絕對是反對獨裁。但是這種經濟自由優先於政治自由的的主張，卻不免給予威權統治者（如他所關切的中國）鎮壓民主與人權的正當性，且在學術的經驗分析上也有不少脆弱的假設。

首先，肯定政治自由，但主張經濟自由優先的人，是認為經濟自由會進一步帶來政治自由。然而晚近政治學研究已經拒絕這種觀點。經濟發展不一定會帶來民主；而民主化的動力是多重的。以吳教授關心的智利來說，的確他們如吳教授所說是拉美的經濟模範生，但在拉丁美洲發生民主化的不是只有智利，而是幾乎所有國家。可見其非如吳教授所說是前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民主化動利。事實上，許多拉美威權體制的崩解不是由於經濟發展，而是經濟衰退。關鍵是，不論是長期的經濟成長或是短期的經濟崩潰，獨裁者都不會自動放棄政治權力。這可能有賴於政治菁英的鬥爭，但更必須有政治異議者的勇氣與智慧，來組織一個有效的反對運動。

台灣的經驗也是如此。雖然經濟的確在民主化之前開始起飛，但是一方面民主化有其他動力（如本土化），二方面這些結構性矛盾（經濟或族群）不會自動決定政治結果。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每一個關口，反對運動的前仆後繼，其他社會力量的介入，以及威權統治者的回應，都決定民主化的進程。

再者，主張經濟自由優於政治自由的人預設後者會不利於前者。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有人權和言論自由會對經濟發展有負面影響，或者沒有政治自由的威權體制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民主體制雖然可能不如威權體制的決策迅速（這是威權的唯一優勢），但卻可能由於更多的討論而有更好決策品質，且由於政治菁英面臨選舉壓力，所以有更高誘因提供好政策。


回到吳教授和我們都關心的中國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的問題，近來許多對中國中產階層和企業家的研究，都證明他們在政治改革上的保守性，而不是會爭取更多政治權利。


政治自由的犧牲不必然會換得經濟自由，而經濟自由的獲得也不必然帶來政治自由。要追求經濟自由和發展，需要的是好的政策與制度；而要獲得政治自由與民主唯一的道路，就是直接走向民主與自由，而不是繞一條先經濟再政治自由的岔路------且在這條岔路上必須先丟棄尊嚴、人權甚至生命。

（2006/12/15中國時報觀念平台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