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今天中時登出我在觀念平台的新專欄文章「價值崩解的危機」，但是編輯下的標題與我原意並不相同。這多少是因為我內文沒有闡明清楚。所以我把文章稍微修改。各位在此看到的版本，尤其結尾，與報上不同。
想想自己寫過一些網路如何改變政治、搖滾樂可以改變政治的文章等等，但這篇文章關心的是，到底我們能否期待政治可以作為改變社會的途徑？
報上版本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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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四十二歲的參議員羅伯甘乃迪競選美國總統時，收到不少黑人民眾的熱烈地支持。因為他在擔任司法部長時，大力支持民權運動。他曾動用聯邦政府警力護送一名黑人學生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石塊中進入一所南方大學，並且積極在國會推動民權法案。而他競選總統的主軸，不僅是要消弭美國的種族問題，更是要改善美國的貧窮問題。


但就在加州的一場演講上，一顆充滿恨的子彈穿過他的身軀。而四個月前，民權運動的領袖金恩博士也被暗槍謀殺。更早的五年前，羅伯甘乃迪的哥哥，約翰甘乃迪總統，也在德州被刺殺。
那是美國戰後歷史上最悲傷而黑暗的時刻。


坐在紐約電影院中，看著這部講述羅伯甘乃迪的新電影Bobby，我和身邊的美國人一同掉下了眼淚。我們的悲痛，是因為這些靈魂是為了要改變這個社會，要對抗根植在社會中的腐敗力量而流下汩汩鮮血。


甘乃迪讓人們看到了政治中的理想主義，或者，政治如何可能改變世界---而這本來不就是政治的終極目的嗎？


但政治要能夠改變世界，政治行動者必須先要有一個道德的願景，要有一個要讓社會更好的價值與政策，例如正義、平等或團結。


在最低的意義上，在政治中談道德，是關乎從政者的價值與信念，不論是清廉、誠信或責任。但道德在政治中的更積極意義，是透過集體的努力，政治可以追求一個更好的社會。正如哈維爾所說，「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縱，不再是彼此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道路，是保護人們和服務於人們的途徑。」

但進入新世紀後的台灣卻很少人再對政治有如此想像。政治菁英用馬基維利主義的現實主義來主宰他們的行動，社會大眾對政治懷抱犬儒主義的心態；在這個政治共同體中，沒有人相信政治可以是關於理想主義，是改變社會的重要工具。


於是，過去用道德與理想來感動人民的民進黨逐漸被權力邏輯給侵蝕，在威權時代迫使人民從公共領域退卻、用經濟利益來遮掩其政治壓迫的國民黨，在野之後也從未給人們一個進步的社會願景。至於被某些人視為體現新公民價值的紅衫軍運動，似乎並未在反貪腐之外提出什麼的新價值。


台灣新民主的危機其實是價值崩解的危機。這危機不只出現在政治領域，更在空洞化的媒體和公共領域。


回頭看羅伯甘乃迪四十年前所念茲在茲的政治關懷-----消弭族群矛盾，追求社會平等，現在不依然是台灣最需要的價值？我們看到社運團體在這方面的努力，但我們何時看到政治人物大聲地把這些問題當作他最深切的承諾？


政治當然不是改變世界的唯一道路。不是。政治的進步必然要要靠公民的力量。但是，當社會矛盾浮現，當社會團體提出新價值時，政治人物能否看到這些矛盾與價值，認識他們做為作為代理人的使命，就可能是歷史變遷的關鍵。


延伸閱讀：大眾犬儒主義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