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在許多人心中，鮑伯狄倫無疑是抗議歌手的代言人。
為什麼不呢？
他寫出六零年代、甚至音樂史上最偉大的抗議歌曲，他在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專輯封面緊蹙雙眉的憤怒神情，成為那時代最鮮明的形像。
然而，他的抗議時期主要是在1962到1964年的短短兩年間，而這不過是他至今漫長音樂生命的一小段。並且，即使僅在那一小段中，他似乎也很少相信歌曲可以改變世界。
他寫下偉大的抗議歌曲，卻拒絕成為抗議歌手。
他為不情願地界定了抗議歌手的形像，卻也最徹底地解構了抗議歌手的定義。
但他或許不會反對他最大的成就：他把流行音樂轉變為一首首的抗議詩，或者揭示社會真實的寓言詩。再也沒有人可以如此結合文字與音符。
他不是你們想像的抗議歌手。
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信差。


1.
1961年二月，這名十九歲、面容蒼白的年輕人背著他的吉他和皮箱，從白雪冰封的明尼蘇達來到了紐約格林威治村。
這裡，人們暱稱為「村子」，是全世界民歌的中心。
不只民歌，這裡也是各種前衛文化、地下藝術正在發生的地方，而且各種創造與想像恣意地跨界串門子。在麥杜格街(McDougal street)上，畫家在Café Wha聽著爵士樂與民歌，民歌手和詩人交替著在Gaslight酒館狹小的地下室輪番吟唸歌唱，或者他們會不小心進入了小劇場中粉墨登場。
這個斑斕場景不是始自六零年代。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這裡就是美國波希米亞文化和激進主義的首都。藝術家、作家、革命者在這裡熱烈地揮灑他們的生命。


華盛頓廣場上的民歌尤其是如此。三零年代以來的民歌運動，在彼得席格（Pete Seeger）和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兩個民歌之父的領導下，早就根植著濃厚的左翼理想主義，且大部分推動民歌的場所和雜誌都同時是政治的基地。
自明尼蘇達大學輟學的狄倫，在村子裡比任何人都用功化身為海綿（他的學姐是1959年就已經紅了的瓊拜雅(Joan Baez)）。他的主修學科當然是民歌。但他也在麥杜格街的酒館中吸收各種音樂精華，在十二街的藝術電影院看費里尼和其他歐洲電影，在布里克街(Bleeker Street)的咖啡館中傾聽社會主義者和安那其激辯革命的道路，在朋友家的書房閱讀大量的歷史、藝術與文學，並和女友蘇西終日埋藏在劇場和博物館。
很快地，他將成為格林威治村最耀眼的畢業生。

在村子中，他的風格很快突顯出來。彷彿伍迪般，他演唱許多時事歌曲(topical songs)---書寫和紀錄時事或歷史的民歌，用他獨特的編曲與嗓音。
他自己說，
「我唱的民謠歌曲絕對不容易入耳，它們並不友善，也不圓潤滑順。它們不會帶你平緩地靠岸；我想你可以說它們不商業。不但如此，我的風格對於電台來說是過於乖僻而難以歸類的作品，然而歌曲對我來說遠不只是輕鬆的娛樂而已。歌曲是我的導師，它們引領我，帶我到另一種對現實的意識，帶我到某個不一樣的共和國，某個解放的共和國……一個「看不到的共和國」 。」

2.
來紐約不到一年，狄倫就被發掘許多爵士巨星的傳奇製作人漢蒙(John Hammond)簽下唱片約。
1962年三月，他發行第一張同名專輯Bob Dylan，幾首他自己的創作歌曲，幾首傳統民歌。商業銷售數字十分不理想，也沒引起太多熱情。
他更大量地創作與演唱，獨特的風格逐漸成熟。
1963年五月，第二張專輯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出版，宛如一顆原子彈墜落在六零年代初的騷動。人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民歌：他的音樂既不是當時流行的美聲民歌，也不是帶著泥土氣味的傳統民歌（他的第一張比較是如此），而是一種全新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他結合了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與伍迪蓋瑟瑞，重新書寫了抗議歌曲：不論這些是寫實的時事歌曲或是以概念和意象構成的詩歌。
六零年代的主題曲開始響起。
那一年，二十一歲的狄倫在村子的咖啡店中寫下六零年代的國歌：”Blowin’ in the Wind”。

從現在來看，這首歌或許有太多晦澀意象，而沒有一般抗議歌曲的具體內容。但在當時，這首歌的意涵卻是清晰無比。所有聽者都能穿透那些薄霧，知道當狄倫認真地質問，「要多久時間，某些人才能獲得自由」，他指的是種族不平等；當他唱道，「砲彈要在空中呼嘯而過多少次，他們才會被禁止？」，他指的是核子武器。
尤其，這樣的句子還不夠清楚嗎：
要多少屍體，他才會知道，已經有太多人死亡了？


這首歌真正巨大的神秘力量不在於是否有犀利的社會分析，或是否能煽動人們起來行動，而是他抓到了那個時代空氣中微微顫動的集體思緒，說出許多年輕人面對時代的困惑。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正在巨大變動、一切既有價值都正在被顛覆；他們渴望改變社會，也希望追求個人的自主，所以要對抗一切傳統權威。但是要去哪裡尋找改變社會的答案呢？狄倫大聲地跟他們說，不要接受任何既有權威賦予的答案，要自己去風中尋找；最可怕的是不去尋找，是沈默、冷漠與不關心，拒絕去觀看這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一個人要有多少支耳朵/他才能聽見人們的哭泣？
…
一個人要轉過頭多少次/他才能假裝什麼都沒看見？


同樣是在那一年，六零年代學生運動最重要的組織SDS（民主社會學生聯盟），發表青年革命者對世界的看法：修倫港宣言。這份宣言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是屬於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我們是在舒適中成長，但是我們卻不安地凝視著這個環繞我們的世界。這是和 “Blowin’ in the Wind”一樣的理想主義，一樣的對權威的拒斥¬----他們拒絕直接承接傳統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所提供的答案。
這也是狄倫的態度。他在關於這首歌的訪問中談到，太多人想要提供給他答案，但他並不想接受。這張專輯出版的幾個月後，他將在一個頒獎典禮上，更鮮明地與上一代的權威決裂（見下篇）。而兩年後，他的音樂將徹底與這些靈魂的枷鎖斷裂，他要自己尋找在風中飄盪不定的答案。


1963年8月28日，在華府舉行了百萬人民權大遊行，金恩博士發表他撼動世界的「我有一個夢」演說。多位重要黑人白人歌手輪流在他們一生最大的群眾場面演唱，並一起大合唱了”Blowin’ in the Wind”----這首不過才剛剛發表、由二十出頭白人男孩寫的歌，已經和當天另一首大合唱的民權運動聖歌”We Shall Overcome”，站在同樣的天平上，一起成為民權運動的國歌。



3.
在六零年代的前半段，社會衝突的核心是爭取黑人權利、打破種族隔離的民權運動。越戰還沒開始，也還沒有大規模的反戰運動，但狄倫已經在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專輯中寫下了二十世紀後半回音最響亮的反戰歌曲。
核子戰爭的陰影從二次戰後就不斷縈繞在每個人的心中。1962年十月的古巴飛彈危機，是戰後核武戰爭最接近邊緣的關鍵時刻。在黑暗的天空下，狄倫寫下”A Hard Rain’s A-Gonna Fall”，用法國詩人韓波式的超現實象徵，堆疊出一部核戰過後的黑暗啟示錄：悲傷的森林、垂死的海洋、被狼群包圍的嬰兒、不斷滴血的樹枝、上千個沒有舌頭卻仍在講話的人……。狄倫自己說，這首歌的濃密意象，可以讓每句話都成為一首歌。
暴雨將至，狄倫預示了美國將面臨一波比一波更凶烈的衝擊。

 在”Master of War” 這首被音樂雜誌Mojo選為史上最好的抗議歌曲中，狄倫開展他對體制的具體批判。他不是如一般反戰歌曲控訴戰爭的殘酷，而是去嚴厲地穿透那些戰爭背後的權力結構，質問掌權者如何操弄戰爭機器以獲得權力和金錢。這些掌權者不僅是政客，也是軍火業者----在那個時代，許多人認為軍工複合體可能是美國真正的統治者，甚至是暗殺甘乃迪總統的兇手。甘乃迪就是死於那一年（1963）底。

你們這些戰爭操弄者/你們打造了所有的槍枝/你們打造了死亡戰機/你們打造了超級砲彈/你們躲在牆後/你們躲在辦公桌後/我只是要你們知道/我可以看穿你的假面
你拴緊了扳機/好讓他人開槍/你好整以暇地旁觀/當死亡人數不斷攀升/你躲在豪宅之中/當年輕人的鮮血自他們的軀體流出/並埋入泥地之中

而在流行音樂史上，很難看到比這段文字更毫無保留地傾洩出的激憤詛咒：
我希望你死/而你的死期很快就到/我將尾隨你的棺木/在那個慘白的午後
我將看著你的棺木降下/直到觸底入土我將站在你的墳前/直到確認你真的斷氣為止


4.
如果戰爭的威脅是遠方的雷聲，那麼為追求種族正義的火焰則正在燃燒著美國南方。圍繞在狄倫身邊的人，許多都和民權運動有關。製作人漢蒙是當時最重要民權組織NCCAP的成員，狄倫的女友蘇西(Suze)在另一個民權組織CORE工作。他的摯友瓊拜雅、前輩席格更是民權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因此，狄倫在1961年到1963年寫下許多以種族矛盾為背景的歌曲。除了”Blowin’ in The Wind”成為民權運動的新經典外，他也在時事歌曲的傳統上用歌曲記錄民權運動的關鍵歷史時刻。
例如1962年九月，南方黑人青年James Meredith被聯邦法院許可註冊成為第一個密西西比大學的黑人學生，但引起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巨大憤怒，白人州政府也用強大警力阻擋他去學校。甘乃迪總統被迫動用聯邦政府兩萬多名部隊護衛他進學校，遭到數千名白人用石塊和子彈攻擊，兩人死亡，三百多人受傷。
一個月後，狄倫寫下”Oxford Town”這首歌記錄這個事件。
接下來一年，他將寫下更多關於美國社會中種族壓迫的歌曲，參與更多民權運動的現場。


5.
1964年一月，狄倫發行新專輯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裡面有更多的抗議歌曲，還有宣告一個新時代來臨，立刻成為青年國歌的專輯同名歌曲。
在歌裡，他大聲宣告，時代正在快速變遷，沒有人可以擋住歷史進步的腳步。
他警告政客，要傾聽人們的吶喊，不要在阻擋在路上。在你們辦公室的外面，一場戰役正在進行，並且將撼動你們的牆壁，讓你們無法再安逸地遮蔽眼睛。
許多人牆壁上掛起了唱片黑白封面上狄倫蒼鬱的面孔。沒有人會懷疑，一個六零年代反叛力量的代表，一個體現著青年理想主義的時代代言人，正挺立在混濁的時代洪流中。
但是，很快他們就會發現他們看錯了。
1964年這一年，當狄倫寫下最好的抗議歌曲時，他也將親手敲碎所有人自以為是的妄想。不再回頭 。



（本文節錄自印刻文學雜誌2006年十月號，本文為上篇，下篇請見印刻雜誌十一月號，是關於狄倫為何脫下抗議歌手的外衣。）


延伸閱讀
狄倫音樂地圖
狄倫致敬演唱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