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1.香港獨立媒體導演陳浩倫和朋友去日本參加反G8抗議的紀錄片「洞爺外傳之祝君安好」。 影片討論不同抗爭文化的衝撞，很精彩。且導演本人會有映後座談。


2.「誰殺了我們的孩子」，關於四川地震死難兒童。導演是賈樟柯許多片子的製作人。
相關討論見我之前文章「在四川，一場真相與黑暗鬥爭」


3.Sonic Youth: Sleeping Nights Awake
「即使他們已經是一支經典級的傳奇樂隊，但Sonic Youth還是可能讓人誤 以為一支是三十年前紐約下城的地下噪音樂隊：他們依然激進並對時代不滿，依然一直探索音樂與聲響的界線，依然具有反明星的不做作姿態。 而在這部迷人的黑白電影中，你看到、聽到上述一切：他們在舞台上現場演奏的迷幻爆音，以及他們在舞台下的親切自然。而你絕對不會想到，這部片是由幾個高中生一起拍的-----當然經過高手的帶領。但也 許正是因為遭遇這些年輕熱情的搖滾青年，Sonic Youth更能表現出他 們純粹的生命力。」

這幾年走了不少學校演講，但好像除了自己社團學弟妹外，還沒有回台大演講。

受台大藝文中心之邀，下週二（28日）在台大文學院演講廳會有一場演講「音樂如何改變社會：西方與台灣的憤怒之聲」
這是我的老梗，不過每次都會加新東西，尤其最近補強了台灣的部份。

詳情見此

在台北巷中的一個小酒館，我和一位中國NGO參與者喝著台灣啤酒，談起中國的變革。曾參與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的他說，六四之後，很多人因為無法在體制內找到工作，所以紛紛「下海」從商。今日不少重要企業家都是八九一代。


我問說，是不是八九之後的政治高壓氣氛，讓八零年代燃燒的理想主義倏地熄滅，此後中國進入一切向錢看的犬儒時代？


他說，不不不，那些埋在心中的理想其實從未死去。這批企業家如今很多都以不同方式參與社會，實踐他們曾有的青年理想主義，例如對環保的關注等等。

他們的軌跡正部份地說明了三十年來中國的變革。


八零年代確實是個「理想主義的年代」，各種噪音眾聲喧嘩，不論是思想上的爭鋒，或是搖滾與詩歌的激盪，都不落人後地扛起社會啟蒙的大旗。八九之後的九零年代，隨著一代人的夢想與激情被血腥鎮壓，隨著鄧小平南巡後市場經濟成為新的時代精神，那個十年成為一個安靜的年代¬------人們在政治上安靜地噤聲，但在市場 上飛躍著（而不再是慢慢摸著）石頭過河。


進入二十一世紀，原來只在市場上熱鬧喧嘩的中國，再度開始進入社會騷動期。但這時，除了知識份子的理念爭鋒與行動，還有了更多來自底層的抗議聲音。維權運動開始一波接一波出現，律師和維權人士用更公開的姿態捍衛弱勢者的權益，要求法制、民主與自由------高峰是去年底的零八憲章有近萬人公開連署；體制的腐敗 、剝削和地方治理的無能造成每年數萬件的地方抗爭、騷亂（中國稱之為群體事 件）；八九世代逐漸在不同社會角落掌握主流位置，不論是企業、學界或是媒體，並用不同方式實踐年少的理想；越來越多媒體積極調查報導社會真相，要求政府負責、透明、重視民意；網路上，知名作者和更多不知名網友在巨大的防火牆下穿孔鑿洞，提出政治與社會批判。更關鍵的是，許多這些理念接近的NGO工作者、維權人士、律師、知識份子、公民記者、藝術家，逐漸形成一個非正式網絡，在體制內外彼此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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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編輯一本音樂雜誌與出書
如何書寫音樂
如何進行唱片通路與書店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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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人小樹籌劃了一系列課程，我也講了一堂課，有興趣者請看此。

「我做好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在這樣一個世界大災難前，如果沒有人出來說話，大家都是縮頭烏龜的話，我想這三年五年，我跟大家不見面好一點……北川大地震犧牲這麼多人，為這個事情被判刑，付出生命中好幾年的時間，這樣的代價我覺得是值得的。」

這是四川作家、環保人士譚作人月前在一部剛完成的紀錄片中所講的話。沒想到他一語成讖。三月二十八日他被政府逮捕，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為什麼？
去年五月汶川大地震後發生後，譚作人立即進入災區參與救援，而後又去數十次。然後他在今年發起《5.12學生檔案》倡議書，希望網民起來展開公民獨立調查，確認死難學生的名單，準備在地震一週年發表這份公民調查報告。去年川震共有7000多間學校課室倒塌，但到底有多少學生死亡？官方的數據是：學生死亡6376人；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然而，這是2008年五月21日公佈的。此後再也沒有官方的正式數據，也沒有相關人員受到懲處。


「川震遇難學生」自此成為敏感的政治問題。誰要去調查這些學校的豆腐渣工程，誰要去調查死難兒童的名單，要去調查「誰殺了我們的孩子」，誰就會被神秘的黑暗力量吞噬。 譚作人只是想要知道死難兒童的名單，想要尋找災難背後的真相，所以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的嚴重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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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遊牧影展有三部和亞洲抗議行動有關的紀錄片。一部是新加坡人拍的關於李光耀的電影，在新加坡被禁。一部是香港社運人士拍他們去G8抗議的影片，一部是中國導演拍川震的電影「誰殺了我們的孩子」，當然在中國遭遇重重困難。

影展單位請我針對這三部片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與談人都很棒，相信很精彩。

一位是親自來台的香港導演陳浩倫，一位是參與川震重建、之前也參與印尼亞齊重建的林正修，還有一位研究東南亞歷史，現在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的蔡晏霖。


座談免費，時間是下週六（25日），活動詳情在這裡。

這趟馬來西亞之旅，雖然主要是旅遊性質，但我們確實也想蒐集馬來西亞左翼運動遺落的歷史足跡。


我們在吉隆坡郊區探訪一家華人開的左翼書店，聽年輕店員老友談著馬來西亞的左翼史，聽老闆豪氣地談著未來建立一個泛亞洲激進文化中心的夢想，然後我們前往馬共的傳奇領導陳平開啟他地下共黨工作的怡保（也在那裡吃了著名的美味河粉）。


而就在吉隆坡熱鬧市中心的牆上，一連串的塗鴉突然跳入我們眼前：一個籠子中的女性圖案旁邊寫著「Out of the Box」，一個坐著的小孩 旁邊寫著「No School Today」，或者是憤怒的字體「LOVE IS NOT ONLY 4 HETROSEXTUAL」，以及「FUCK ISA」、「abolish ISA」 （廢除ISA）。


什麼是ISA？
ISA是《國內安全法》的簡稱。這個法令於1960年通過，其前身是英殖民政府用來對付馬來亞左翼份子的《1948年緊急條例》。內部安全法允許政府可未經審訊就長期扣留人，因此被批評為嚴重違反人權，可以說是馬來西亞（以及同樣由英屬馬來亞獨立的新加坡）在獨立後沿用殖民體制留下的鎮壓武器來對付異議份子。去年，馬國政府動用此法逮捕多名記者、部落客與國會議員，引起了民眾廣大的不滿。

塗鴉原本在西方就是底層憤怒青年的抗議藝術。他們或者用圖畫描繪他們相對壓迫性體制的另類想像空間，或者，他們只是赤裸裸地用飛舞的文字來直接展現他們巨大的憤怒。


曾經，馬共在森林中進行游擊戰，現在，我們看到了另一種都市游擊，一種無權力者的游擊抗議，在對抗以前鎮壓共黨、現在鎮壓異議者的法律。當人們快步走過這些看似混亂的牆壁時，這些在陽光下靜默的塗鴉卻不斷在訴說一段馬來西亞豐富的抗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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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於自由副刊 2009-4-7，是專欄系列最後一篇。 這是自由副刊邀約「青春騎士」的專欄。我的系列是反叛的凝視，因為是以照片為主，且是關於反叛的故事，所以想說用我原來的書名很貼切。本專欄其他文章請點本文標籤「反叛的凝視自由系列」。 這兩個月跟我一起寫青春騎士專欄的是好友吳音寧，他的系列名稱更酷「搖滾農婦初體驗」。請上自由時報查詢舊聞。 關於本文更多照片請見此

賈樟柯新拍一部電影「二十四城記」，一個極其深刻的計畫，以一座城去凝視整個中國的變遷。
他並為此訪談現實的工人，出了一本書，「中國工人訪談錄」。



以下是書介
2008年，导演贾樟柯带领摄影队前往成都，拍摄一部名为《二十四城记》的电影。
　　1958年，按照毛泽东 “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当时代码为“111”的沈阳飞机发动机修理厂，奉命内迁西南，前往成都组建代码为“420”的保密军工厂，即后来的“成发集团”。至此，三千多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告别沈阳，踏上了千里西去之路。
　　2008年，曾经拥有三万职工，十万家属的“成发集团”将土地转让给了一家房地产公司。这座承载着三代工人，五十年历史记忆的工厂，将在一年内拆毁，一座名为“二十四城”的商业楼盘在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
　　拆迁前，导演贾樟柯深入“420”厂拍摄，对近100位工人进行了采访。他将这些访谈整理成文，为产业工人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留下了真实的资料。
　　书中长达五十年的工业记忆象一道划痕，让我们了解到，是谁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埋单


他也寫了一篇很棒的序，見此。
http://book.ifeng.com/book.php?book_id=1324

上週末去廣州參加南方都市報舉辦的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短短兩天兩夜，收穫不少，也和一個久仰以久的廣州資深樂評人邱大立成為好友。

這個音樂獎涵括中港台三地的音樂，內容則包括從主流到嘻哈、搖滾、民謠，都有分別的獎。我是第一次擔任評審，也是這次唯一從台灣去的評審，之前不少人也擔任過。


我並非愛國評審，有些項目，我確實覺得中國音樂部份較好，例如美好藥店、PK 14我是給很好評價。但是我發現，有親自去參加，確實能為一些台灣音樂說話，因為他們未必了解一些創作者背景，乃至唱片設計的理念（有這個獎項）


當然，最終結果不可能進如人意。例如，年度最佳專輯和年歌曲部份，都過於主流，我並不喜歡。而一些我喜歡的台灣樂團，也不能入榜。

結果六月公佈。


這是之前的榜單。
http://baike.baidu.com/view/821814.html


關於廣州。
第一次去廣州，可惜我只呆兩天兩夜，且週日一整天開會。但週六晚上去了一個主要的live house，周日早上去了一個小店舖買DVD。這家店比我去過北京任一家都好，分類仔細。大有豐富。
晚上去了一家不錯的書店「學而優」，一家很屌的藝術書店，和好友談了很多，音樂與六四。
以下為所買新書
别求新声:汪晖访谈录
苏珊·桑塔格文集：同時
賈樟柯兩本新書
《中国流行文化三十年》
幾本舊的「讀書」雜誌和許多新期刊雜誌

（雖然常常幫書寫推薦語，但這次是一本和食物有關的書。我當然不是食物專家，只是因為這是好友的第一本書，而且，我曾遠遠看過他走的這條路，而也是心有所感。）



學院之外：一場滿溢香味的知識饗宴
張鐵志


雪的味道。

我記得那個大雪的冬日，我和友人去祖宜在波士頓的家吃飯。我不會忘記他們那個「寬敞明亮的老廚房」，更不會忘記當我們看到桌上呈現的每一道菜，以及吃到肚中之後，那一聲聲讚嘆與驚呼。然後，我們帶著飽足的幸福，舉步維艱地踏著深深的積雪離去。

然而，那樣的深雪，祖宜走過多少次啊。從她們家到她的烹飪學校，距離雖然不遠，卻是一條多麼不簡單的道路。


我和祖宜是在美國一場關於台灣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上認識的。當時我是政治學博士生，她是人類學博士生。那時，我就知道她除了學術外，還有另一個專長：歌唱。我甚至在很久以前就看過她在敦南誠品人行道上的演出。她有著極為動人的美麗歌聲。

之後，我才知道他有另一個興趣與專長：烹飪。


除了聊音樂外，我們都有一些共同的關懷，或者說共同的焦慮----這也是許多博士生所共有的-----就是是否要以學術作為下半生的志業。


因為對於知識有著高度的景仰，並且相信知識可以幫我們解答認識世界的許多謎團，所以我們選擇了攻讀博士，準備進入學術領域這個知識世界的最高殿堂。但是我們也在漫長的攻讀過程中，逐漸發現學術之夢一點一點地崩塌。每個人的幻滅有不同原因。有的人發現學術導致行動的無能、知識的異化、或想像力的剝奪，有的人是因為發展出第二興趣、專長，當然也有人是遇到了各種人生瓶頸。這個路程確實是「行路難」，如作家柯裕棻在她描述留學過程的經典文章中所說。


大部分人，或大部分人身邊的親友，都會跟苦主說：已經念到這個地步了，千萬不要放棄，要繼續往前走。


於是我們繼續迎著風雪踽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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