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紐約時報在過去幾個月做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環境危機的生態報導。
在這個網頁上，不僅有文章，還有影音資料，甚至提供中文翻譯的pdf（網頁右邊）。

讀書筆記一則。
哲學家Slavoj Žižek在倫敦書評雜誌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前各種抵抗資本主義的姿勢，十分有趣。他的結論是要奪取國家權力，而不是撤退。


這些各種姿態當然包括英國新工黨的所謂第三條路線。另一篇Dissent雜誌上的文章談到了新首相布朗的愛書，影響他的沒有什麼左派的書，反而是被列為新保守主義的作者。

「文學不能使革命成功，也不可能改變世界。文學只能喚起民眾對公理、正義、愛和和平的意識。」
這是1983年陳映真問菲律賓作家阿奎拉關於文學與革命的關係，後者的回答。

這段話或許對於「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可以提供一些思考。

（update：我自己的立場在下面回應中）

對於藍綠兩大黨之外的政治勢力，媒體通稱之為第三勢力。但是，目前浮現的幾個第三勢力政黨，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所謂藍綠之外的選擇，而是在傳統的兩大政治路線之外的新政治視野。


現在兩大黨的主流政治論述，簡化來說，一個是拼本土，一個是拼經濟。國民黨一向驕傲於過去的經濟成就；在九零年代的民主化競爭中，他們標榜的是「安定與繁榮」，並指控民進黨的街頭運動是破壞安定，民進黨的意識型態是反商。在中國逐漸成為台灣政治的重要因素後，並且在二零零一年台灣的經濟不景氣後，他們繼續主打經濟牌，並主張三通與西進做為台灣經濟發展的解藥。這次大選，馬英九挑了蕭萬長來凸顯國民黨的經濟人才。


民進黨在黨外時期到九零年代，則強調民主化、本土化和對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但是當形式民主的民主工程逐漸完成後，民主論述開始減弱效用；而當他們開始向執政之路邁進時，與社運的連結也逐漸脫落。於是，只剩下本土化論述作為政治動員的主要武器。2004年的公投雖然用民主牌——直接民主——來包裝，但本質上還是一種本土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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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Byrne是七零年代藝術叛客樂隊Talking Heads的靈魂人物且現在還不斷追求音樂與藝術的創新；
Thom Yorke是Radiohead的主唱

這一期Wired雜誌有他們對談。


（謝謝網友暗黑的卡夫卡提供這個訊息）

你認為一張好的音樂專輯該值多少錢？
你願意付多少錢買一張世界最偉大搖滾樂隊的專輯？

這是英國搖滾樂隊「電台司令」(Radiohead)對世界提出的問題，而他們，的確是當今地球上最讓人興奮的樂隊。


1993年和1995年發行的前兩張專輯《Pablo Honey》、《The Bends》讓他們躋身為英美最受歡迎的獨立搖滾樂隊。1997年的專輯《OK Computer》，結合更藝術實驗的風格，和他們仍然優美感傷的旋律，成為九零年代最代表性的專輯，也讓他們成為天團。接下來的專輯Kid A，揚棄他們為人稱道的吉他搖滾，轉而以大量電子樂器為主，震撼所有歌迷，但卻說明他們不願意重複既有模式，而意欲在音樂上不斷突破。
電台司令之所以成為當今所有人認為最偉大的樂隊，正在於這種不斷開發新的可能性的精神；並且他們的藝術創新，總是可以獲得樂迷的支持。也因此，他們雖然在主流廠牌EMI，卻始終保有他們的獨立(indie)聲望，讓最挑的樂迷也相信他們並未妥協。


現在，他們抱持著他們的革命精神，對音樂界丟出一枚真正的核彈。


在2003年專輯《Hail to the Thief》後，他們結束和EMI的合約，卻遲遲未宣布要加入哪一家唱片公司。今年十月一日，他們在網站上宣布新專輯《In Rainbow》將不透過任何唱片公司，而在他們的網站上直接發行。這是第一顆核彈。他們甚至不透過iTunes或者英國主要的線上音樂網站7digital來販售。因為他們還有第二個核彈：樂迷們可以任意決定要付多少錢來下載整張專輯，甚至免費（除了0.45英鎊手續費）。他們也出售一個包括黑膠唱片和畫冊在內的豪華版，售價四十英鎊。樂迷也可以等到明年一月他們發行實體CD。 ...繼續閱讀

美國Da Capo出版社每年都出版一本年度最佳音樂寫作，收羅題材十分多樣。
這是2007年入選文章(雖然名為2007年最佳音樂寫作，但是文章都是2006年)。
特別好的一篇是知名紐約作家Jonathan Lethem為Rolling Stone雜誌寫了一篇James Brown的封面故事文章。看看一篇好的音樂寫作，認識一個剛過式的偉大音樂人物，文章在這裡。


或許，我們也應該來搞這麼一本文集？

"in my experience, though, too many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 real world go on to the Ph.D--and for the wrong reason. As I always tell students asking me for advice on this, the only good reason to want to do a Ph.D. is that you want to be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some academic institution. If you want to deepen your knowledge or enhance your credentials, go and work out there for four or five years (past a high-quality master's program), and you will be infinitely more ready to rise up in the world than if you had spent that time doing a Ph.D. And having done well in a master's program, or having enjoyed it, is no guarantee that you are suited to a Ph.D. program. "


這段話是哈佛經濟學者Dani Rodrik說的。他負責的是甘乃迪學院中一個國際發展的碩士program。這個program就是要培養人去政策機構或者NGO從事關於第三世界發展的工作。
我其實也遇到很多朋友有同樣的困惑，到底念博士對於改變世界是否有幫助，我自己也是越來越懷疑這件事。
他的話是有點道理。

請問一下，我已經用留言驗證碼，為何還是遭到機器人瘋狂留言？

【這是為了一本書「給青年行動者的信」所寫的導讀，這本書很值得看，我的導讀也試圖提供了相關的知識和政治辯論的脈絡。朋友們或許可以看出，後半部文章其實反映了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是拒絕對複雜的世界提供一套簡單的答案。至於文章最後關於當前美國左派的辯論，我希望有時間可以再寫一篇文章進一步討論。若不喜歡本文編排的，可以看這裡】


1.
2003年的一個冬夜，我猶豫著是否要走出紐約的家門，在大雪中舉步維艱地趕赴一場關於當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情勢的演講。

最終還是去了。因為主講的人是大學時就在史書上熟悉的名字：季特林(Todd Gitlin)。

季特林是六零年代學運最耀眼的名字之一，因為他是當時最大全國學運組織「學生爭取民主社會」(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的主席；他也在後來寫出了關於六零年代的重要史書之一：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and Days of Rage。更重要的，他是那個世代學運領袖中現在極少數在學術界、在左翼社群中活躍的知識份子、評論家。


而在那場座談之前，這個已經六十多歲的當年新左派，剛出版了這本《給青年行動者的信》的小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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