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這週五在誠品音樂館，要和大家分享[燦爛新人生]這部電影的影像、音樂和議題。
這部電影獲得威尼斯銀獅獎，主角是戀愛夢遊中的女主角夏綠蒂金斯柏。
電影公司邀我參與這個活動，是因為這部電影是談十九世紀義大利人的美國移民夢，而希望我可以談談現在美國面臨的移民/人權問題。座談中也會放電影片段和談談其中Nina Simon的音樂。
這個活動是免費，並且有小禮物，大家有空可以來看看。


活動網站

九月在紐約時，收到一位陌生朋友的來信，他是綠色和平(Greenpeace)在中國的傳訊總監盧思騁。
他在香港阿麥書房買了「反叛的凝視」，看完後很激動，剛好要來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就想找我聊聊。我們在匆忙中喝了杯咖啡。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意外的驚喜。不僅聊得很愉快，而且從這個可敬的朋友身上學到很多。

我們也有很多共通點：
首先，思騁是香港人，但和我年紀相同，我們大學都在搞學運。事實上，他在大學時常常來台灣參與、觀摩社運，尤其是環保運動。
再來，他也聽搖滾，甚至「了解學生運動，是源自少年時代對美國六十年代搖滾樂的喜愛」。所以他選擇去柏克萊念了碩士。
畢業後，他加入香港的綠色和平；五年前，前往北京設立分部。現在，綠色和平在中國已經有七八十人。


我當然非常想瞭解這樣一個國際NGO在中國運作的狀況，以及他們和北京政府的關係等等。
更驚訝的是，他們也秉持Greenpeace的傳統，結合音樂與社運：今年，他們和北京的迷笛音樂節合作，並邀請樂團如中國著名搖滾樂隊麥田守望者為綠色和平寫歌（超女李宇春也唱了這首歌）。
思騁對於他們在中國的工作有很高的期待：希望他們做的不只是環保工作，而是能像當年的德國綠黨般，對社會價值的起一個轉化性角色。當然，在一個威權體制下，這是不容易的。

但正如他所說，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把大學時的熱情與理想轉化成具體的工作來實踐。
今年是綠色和平在中國十年，祝福他們。


延伸閱讀
綠色和平在中國的網頁
麥田守望者赴港慶祝綠色和平十年

「中國的成敗並不取決於北京和上海擁有多少座高樓大廈，而在於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命運。如果農村收入沒有提高，農民被迫為醫療和教育開支而儲蓄，那麼國內消費就無法增長。」

這是今天在金融時報中文版，中國出身、在美國非常活躍的政治經濟學者黃亞生的評論。


剛好，這一期經濟學人雜誌一篇文章討論中國經濟的問題，也提到國內消費不足的問題。但他的重點是勞工，不是農村。
文中說，中國的消費支出佔GDP從九零年初的47%降到2006年的36%，是所有大經濟體中最低的（見表）。許多人說這是因為高儲蓄率，但一篇最新研究卻證明儲蓄在過去十年也是降低的。消費佔GDP的降低主要是因為工資佔GDP比例的降低。世界銀行估計，工資佔GDP的比例從1998年53% 降到2005年的 41% 。這個比例，遠比美國還低。而中國，還號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最後一句是我的comment）

姜文的新電影竟然這麼快要在台灣上演，很令人驚訝。他的陽光燦爛和鬼子來了都不俗（雖然我不喜歡鬼子來了的結局）。買一本誠品好讀就送電影票，值得。

9 songs這部兩年前的電影，在台灣上演了。之前看時，有朋友不太喜歡，我倒是覺得不錯。一對情人去了九場演唱會，接著做了做了九場愛（好像也不完全是九場）；總之，頗能體現搖滾樂的亢奮和性的激情的結合。但演唱會好像比sex畫面更令人興奮。

岩井俊二的「市川崑物語」要在金馬影展上演。剛好前陣子看了DVD，很喜歡。這部關於日本大師市川崑的紀錄片拍攝手法獨特，沒有訪問，沒有旁白（應該說只有文字旁白），但非常吸引人，幽默並且感人。

【寫在前面：這篇文章不是懷舊（雖然我花了點力氣去描述舊場景），而是想檢視一個自主的青年反文化和媒體與商業的關係，以及一個有反叛意涵的文化如何因為沒有和社會運動結合而失敗。這和我寫搖滾樂的關懷是一致的。】


..................................
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
一定要在頭上戴著鮮花
如果你要去舊金山的話
你將會遇到許多和善的人
對那些要去舊金山的人
夏天將會充滿了愛…..
〈San Francisco〉

1.
四十年前的夏天，許許多多的青年男女前往舊金山，他們留著長髮，穿著色彩斑斕的服裝，終日彈吉他、唱歌、做愛、服用迷幻藥，尋求自我與集體的解放，在彼此的懷抱中尋找人與人之間的愛與關懷。
他們不是頹廢地自我放逐，而是要尋找一個美麗新世界。他們要對讓人異化的資本主義工作倫理、限制人自主性的保守社會規範，對這個人與人互相憎恨與殘殺的世界，進行一場烏托邦式的反叛。

人們稱他們為嬉皮（hippie），或花之子（children of flower）。

當同樣的歷史時刻，在東方的中國正經歷一場血腥的文化大革命時，在舊金山的這個夏天所發生的文化革命，卻是美麗而鮮豔的----或者，太過鮮豔而讓人迷失了。

但無論如何，那個1967年的夏天，被人們記憶作「愛之夏」(Summer of Love)。


2.
一開始是在舊金山的北灘（North Beach）。
五零年代時，敲打的一代(Beat Generation)詩人在這裡創辦「城市之光」書店，詩人艾倫金斯堡在這裡寫下震動美國的詩歌「嚎叫」(Howl)。這裡是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經典旅行小說「在路上」(On the Road)屢屢拜訪的地方，是美國戰後反文化旅程的重要起點之一。

在北灘的咖啡店中，詩人、民謠歌手與藝術家們啜飲著espresso，品嚐自由的味道。在這個無聊與窒悶的戰後美國，他們在這裡構築一個可挑戰世俗價值，追求藝術自由的避難所。

「在路上」成為廣大年輕人的聖經，更多人想要來舊金山尋找自由。例如1963年，一個白人年輕女歌手Janis Joplin從德州來到舊金山，為了想加入當敲打族（beatniks）。她開始每晚在咖啡店中唱歌，用她彷彿早已一世滄桑的喉嚨，或慵懶或激昂，但總能把人魂魄吸進去地唱著。後來，她成為嬉皮文化、迷幻搖滾最重要的象徵。

越來越多逍遙青年們湧入北灘追尋敲打族的夢，房租不斷上漲，警察不斷騷擾，人們開始轉移到較便宜的海特區（Haight-Ashbury） 。這裡因為附近有舊金山州立大學，比較有反叛氣息，且是沒落的工人社區，所以房租低廉。一名記者在1965年把這群新波希迷亞族稱為嬉皮(hippies)-----這個字的起源來自知名作家梅勒(Norman Mailer)在著名小說「白色黑人」(White Negro)用hipster來稱呼他的主角，其個性是不受道德束縛而追尋自我的。
...繼續閱讀

當紅（並且好像什麼都可以談）的理論家Slavoj Zizek上週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文章，談中國對西藏策略。很有趣。這裡是重點，全文在延伸閱讀。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have changed their strategy in Tibet: in addition to military coercion, they increasingly rely on ethnic and economic colonization. Lhasa is transforming into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apitalist Wild West, with karaoke bars and Disney-like Buddhist theme parks.

In short, the media image of brutal Chinese soldiers terrorizing Buddhist monks conceals a much more effective American-style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a decade or two, Tibetans will be reduced to the status of the Native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finally learned the lesson: what is the oppressive power of secret police forces, camps and Red Guards destroying ancient monuments compared to the power of unbridled capitalism to undermine all traditional social relations?
...繼續閱讀

一個繩索環挑起了美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幾天前，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一位黑人教授的研究室門口被掛上一個繩索環，成為國際新聞。因為這個繩環代表的是美國早期南方白人對黑人的私刑---用繩環在樹上進行絞刑。如今，這個種族仇恨最具體的象徵竟然出現在一所大學，一位以研究美國種族問題著稱的黑人教授門口。

上個月這個白色繩環才震盪全美。去年底，在南方路易斯安那州一個小鎮高中裡，一名黑人學生坐在素來只有白人能坐的一棵大樹下，第二天這個樹上就出現三個繩環。這引起小鎮的深深不安和黑白學生間的鬥毆。六名黑人學生毆打一名白人學生，竟然被判決意圖謀殺。民權運動人士認為，這個判決反映了美國南方司法體系中深植已久的種族歧視，因而在九月底發動上萬人的抗議遊行。


這場遊行讓人想起六零年代的民權運動。但事實上，種族主義並不是在六零年代以後被根除，然後在現在突然再出現；而是一直以更隱晦的姿態存在於美國社會。不過，在政治場域中，他們卻從不曖昧，反而是共和黨最鮮明的印記。


六零年中期民權運動廢除了南方許多種族主義的制度後，共和黨就採取所謂的「南方策略」，亦即利用南方白人對民權運動進展的嚴重不滿，以及其對黑人的持續歧視，把他們從民主黨手中爭取過來。

尼克森總統打造的這個南方策略，從此改變美國政治版圖。從七零年代後，幾乎每任共和黨總統都多少有種族主義的象徵性動作。1980年雷根競選總統時，前往1964年三名民權運動義工被謀殺的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城；但他不是去哀悼他們，而是說他支持當年州政府進行種族隔離的權利。1988年，老布希總統在競選中不斷去談當時一樁黑人囚犯強暴白人女子的案件，來剝削白人的恐懼。他的主要競選策士就承認，「只要我們在南方一再談這個案子，我們就會贏」。兩千年的選舉，他的兒子小布希去一所南方大學演講----這個大學當時以禁止黑人和白人間的戀愛而惡名昭彰。


共和黨的南方策略具有明顯效果。在那場兩千年的總統大選中，小布希只拿了百分之九的黑人選票。但反正共和黨不在乎黑人選票，因為他們可以掌握南方白人支持。許多評論家就認為，即使南方白人工人在經濟利益是與重視富人的共和黨矛盾，但由於南方策略的種族牌（再加上宗教、墮胎等所謂「價值」議題），使得他們願意支持共和黨。因此，去年底的國會選舉中，民主黨雖然在各種人口類別中都取得多數，但南方白人還是有六成在眾議院選舉中投給共和黨。


雖然政治動員並不是美國種族主義持續根植的唯一因素，但是政治人物的政策和言語操弄，顯然會深化社會中的種族矛盾。

2005年，共和黨為了開始爭取選票，終於對南方策略道歉。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在代表布希出席黑人民權組織時說：「過去有些共和黨人放棄非裔美人的選票，利用種族對立來爭取白人選票。我今天要代表共和黨說，我們錯了」

他們真的知道錯了嗎？

就在九月底路易斯安那州遊行的後幾天，公共電視在一個以黑人為主的大學舉辦一場關於美國族群問題的辯論，四名共和黨的主要總統參選人全部拒絕參加（民主黨的辯論則在六月順利舉辦過）。而就在辯論的一週前，共和黨參議員否決讓華府地區擁有國會代表----因為這個地區是以黑人為大多數。

更諷刺的是，正是整整五十年前，1957年的九月，美國高中的種族隔離開始被廢除----在阿肯薩斯州小岩城的一所原本以白人為主高中，聯邦政府派部隊護送九名黑人進入就讀。沒想到，四十年後，南方中學中的種族隔離、華府政治中的種族主義，即使沒有制度化，但是是根深蒂固。

看來，種族主義者的絞刑環，套住的不是他人的肉體，而是他們自己的靈魂----始終充滿偏見、歧視與敵意的靈魂。


(中國時報2007/10/16)



(照片為1957年黑人女學生進入小岩城的Central High school的著名歷史照片，後面是一名白人女生辱罵他。
更多照片，可以見Vanity Fair雜誌的照片集。)

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樂隊Radiohead在十月十日發表新專輯，破天荒地讓樂迷在網站任意付費來下載專輯，這已經成為從媒體上從娛樂版到商業、科技版的大新聞了。希望過兩天可以寫一個分析。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是，我剛赫然發現，他們的這個動作在經濟學界引起極大討論，而且有不少大牌經濟學家也是他們的迷。
例如哈佛教授、著名發展經濟學家Dani Rodrik
著名經濟學者/blogger Tyler Cowen都是歌迷。

其他關注的經濟學家包括暢銷經濟學教科書作者、前布希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Greg Mankiw、以及Feakonomics作者。還有這裡。

一個攝影邀請許多名人拍攝反對死刑的照片。
更多照片在此。

【本文是受殺人影展主辦單位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之邀所寫的影評。這部電影汝不可殺人於今晚（週五）上演。影展官方網站見此】

1976年，Bob Dylan為黑人拳王Rubin “Hurricane” Carter寫下一首歌”Hurricane”；長達數千字的歌詞敘述魯賓卡特如何因為他的黑皮膚蒙受殺人犯的不白之冤，枉坐數十年牢。這是Dylan難得地激憤吶喊：

這樣一個人的性命
如何能繫之於某些蠢人手中？
看到他明顯被誣陷，
我不由得以自己生存的土地為恥，
在這裡，司法正義只是遊戲。

他是應該以美國為羞恥。因為同樣的故事到現在還在不斷上演。例如美國現在最有名、最爭議的死刑犯，也是一個黑人民權運動者Mumia Abu-Jamal，就被視為種族主義的受害者。雖然犯案證據不齊全，但是他還是被判死刑，引起許多電影明星、音樂歌手、和文化界的廣大聲援。


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由「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在最近舉辦的「殺人影展」中一部紀錄片的主角身上。
這部電影「汝不可殺人」的主角葛林，是一個二十八歲的黑人青年。1992年的一個傍晚，當時十八歲的葛林被指控和三個朋友持槍殺人搶劫。葛林承認在場，但並未參與謀殺。其他三人中，另外兩個黑人也入獄，但唯一的白人卻未被起訴。之後，不論是法庭審理、專家作證，陪審團判決，都一再顯示在這個南方小鎮的種族主義歧見。


但在獄中的葛林卻沒有怨與恨。他開始進行以往沒機會接觸的閱讀，並創作詩與繪畫。在片中，你可以看到他溫和的眼神。


葛林的故事其實是典型的美國貧窮黑人青年的縮影。他從小父母都酗酒，媽媽心智不健康，沒機會好好接受教育，交了壞朋友。如果他的成長反映了美國社會的結構性種族問題，他的案件審理則凸顯了美國仍然深植的白人種族歧視。除了葛林、除了拳王魯賓，除了Mumia Abu-Jamal，還有太多案子也是種族主義受害者：自1976年以來，超過五分之一黑人死刑犯是被全部白人的陪審團所審理。


然而，問題不是只有美國的種族主義。當我們把人的性命交由公權力來決定時，不要忘了公權力本身就充滿各種偏差和制度性歧視。資本主義、父權主義、種族主義總是以不同的角度滲透、形塑國家權力和司法制度。有錢的人可以請好律師，沒錢的人只能等死。


即使沒有這些根深蒂固的偏差與歧視，法官或陪審團當然都可能有盲點、有誤判的可能。從七零年代以來，有至少一百二十三人的原本死刑犯被無罪釋放。如果，有這麼多人原本被錯誤判決，難道其他的人都不可能被誤判嗎？台灣的調查顯示，高達88.14%的台灣民眾認為法院判處死刑有判錯的可能性。問題是，一旦判錯，就是一個生命的無辜消失。

所以，真正的殺人犯是種族主義，是貧窮，是盲點。我們願意繼續讓他們來殺人嗎？


延伸閱讀
他們最新的新聞稿：台灣應隨聯合國人權標準 終止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