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tember 25,2007
文化創作與社會實踐----生祥、音寧與鐵志的對談
印刻文學雜誌九月號刊登了音寧、生祥和我的對談。音寧剛在印刻出版了「江湖在哪裡」一書,是非常精彩、有重量的關於台灣農業的報導文學,也是要瞭解台灣政治經濟發展必讀之書。生祥則是去年底出版了「種樹」這張專輯。我是在今年初出版第二本「反叛的凝視」。我們三人年紀相仿,又都嘗試用不同的文化創作做為一種社會實踐的可能(當然他們的作品比我更為擲地有聲!),再加上音寧在為我的書寫序時把我和生祥連結起來,所以有這場座談。
我自己在與他們的對話中收穫很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在這裡節錄一小片段:
.................................
張:生祥進到大學做音樂以後,什麼時候開始把社會意識放進去,跟音樂結合?
林:我自己比較清楚認知的是,那時候我知道台灣有個人叫羅大佑,他寫的東西讓我感受很深,所以,我知道自己想要寫這樣的作品,那種單純的情歌感動不了我。我在高中的時候,很喜歡〈吾鄉印象〉的編曲,覺得那是羅大佑最顛峰的作品,以為它會賣得很好,後來才知道原來賣得不好。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最棒的作品《家》會賣得最差。
吳:鐵志又為什麼會開始寫搖滾樂?
張:我寫搖滾樂其實滿晚的,聽搖滾樂則是很早就開始的事,可是也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寫音樂的東西。大學的時候參與學運,後來決定走學術研究、做台灣政治社會的分析。但慢慢發現原來自己喜歡的搖滾樂,在西方的社會運動(譬如說六○年代)中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九七、九八年時我開始注意到西方的反全球化運動,也有不少音樂人的參與。另外,九八年的時候,很多英國音樂人反對布萊爾,這成為我最早寫的關於音樂與政治的文章。後來,一方面是因為深深感動於這些音樂人的理想主義實踐,所以想把這些分享出來。尤其自己既然是學政治學,也許可以提供我的專業,去分析這些運動涉及的政經議題。
有趣的是,現在回頭看,這個音樂和政治結合的書寫跟我進大學之後的一個困惑是可以連結起來的。我大一的時候,曾經困惑過要做文藝青年還是學運青年,這個抉擇具體來說,就是要參加文藝性社團,還是參加學運性社團;前者是讀詩聽搖滾,後者是念馬克思、研究台灣社會和上街頭。所以現在從事創作,用抒情的方式來寫搖滾與政治經濟,其實是結合當時的兩種路線。這也是我將來想要繼續書寫的方向:去尋找前衛文化的、波西米亞的,和進步政治的、激進主義的兩種實踐的彼此接合。
吳:我大學時代也沒有想過將來要創作。當時剛上來台北,像是全身毛細孔都張開了,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感受很驚訝。例如,上大學之前我沒有聽過什麼是同性戀,念彰化女中的時候知道女生誰誰是一對,但是我從來沒聽過「同性戀」這三個字。而我高中的時候就很關心政治方面的事情,所以進去大學以後想找個學運性社團參加,然後就跟著同學林淑芬(現任立法委員)參加了中興法商的青年社。法商青年社算是我的啟蒙之處吧,開始也不了解他們是在做什麼。成員很多是高雄來的,也組讀書會,讀馬克思等等,晚上聚會就唱歌喝酒,拿把吉他唱台語老歌;他們把自己住的公寓命名為「火燒島」、「六龜寮」,在那裡經歷過許多事。
不過我和學運社團的主流一直沒有辦法很貼近。學運社團定期開會、組織、討論,有很明確的目標,同時我又接觸到另外一群人,像「濁水溪公社」那一票,而「甜蜜蜜」已經在羅斯福路的巷子內開張,所以我身上就有兩條線:一條是正宗的學運、社運路線,一條是搞破爛的路線——這些人其實也參與遊行示威,但他們並不被認可為「學運團體」,甚至被瞧不起,是游離在學運路線之外的。剛開始我花在學運社團的時間比較多,後來就漸漸偏向另一邊了。
.....................
林:我雖然沒有參與學運的經驗,但從Woody Guthrie一路過來的脈絡,也相信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什麼。二○○三年交工樂團解散的時候,我才發現音樂家其實非常脆弱,音樂並不能改變什麼。直到看到鐵志的那本書《聲音與憤怒》,我很感動,看到例如U2的主唱Bono,原來做了那麼多事,儘管不是直接用音樂去做的,卻提供了另一種想像。那好像是一個高標,讓我們知道人生還有許多可以努力。不過音樂家真的很脆弱,他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創作、生命狀態,必須強壯,才有可能自然地把力量傳遞出去。我看到很多左翼的朋友前輩,他們談思想雖然很進步,可是生活能力卻很糟糕,對身體、精神的揮霍無法節制,這就讓我思考:左翼所帶來的東西都是好的嗎?我現在比較傾向認為,左翼是一種生活的價值,讓身心比較健康、強壯,把自己的專業顧好,就像一般人一樣生活。
吳:運動總是有個階段性的明確目標,但在這之外,文化應該是更久更深的,那時你就會想要去追尋那個更久更深的東西,不只是立即性的政策改變;當然政策改變也很重要,只是選擇創作,就沒辦法為了那些投注所有的時間。
林:政治看起來好像是個很大的東西,但其實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台灣這幾年,跟一般普羅大眾的生活比起來,政治和媒體大概是表現最差的領域吧。相較之下,生活價值的選擇和展現是更大的東西。但政治可以由許多層面來看,比如說,寫書、寫音樂是不是政治?同樣也在影響別人嘛。
寫書可能更明確是個人的創作,做音樂就不一定了,我得跟很多音樂家互動,得解釋彼此的想法。我很幸運,待過一些很好的地方,遇到的都是質地很好的人,包括現在工作的夥伴;左派的思考不是最重要的,最後看的其實是人性。我不是特地去想要用音樂推動什麼,而是我自己喜歡言之有物的創作,覺得這樣作品才有質量。當然有個前提是,今天我不缺錢、家裡沒負債,所以我能維持我的自由意志,可以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張:剛剛生祥說,看我的《聲音與憤怒》很感動,發現音樂家可以有那麼大的力量,可其實我在書中的結論並不是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世界,而是音樂只能扮演某種角色,比如喚起意識。他們要成功改變世界,必須透過政治行動或草根組織。這跟我們自己的位置很接近。我們三人選擇文化創作來作為一種個人的社會實踐,當然是跟生命傾向有關,譬如需要一些私人空間來進行個人的想像與創造。但是文化創作至多是用容易讓人感動的方式來讓影響人們的價值,或認識某些議題,唯有跟政治和社會運動結合,彼此援引,才可能建立改變社會的力量。
(更多請見印刻雜誌九月號)
我自己在與他們的對話中收穫很多,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在這裡節錄一小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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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祥進到大學做音樂以後,什麼時候開始把社會意識放進去,跟音樂結合?
林:我自己比較清楚認知的是,那時候我知道台灣有個人叫羅大佑,他寫的東西讓我感受很深,所以,我知道自己想要寫這樣的作品,那種單純的情歌感動不了我。我在高中的時候,很喜歡〈吾鄉印象〉的編曲,覺得那是羅大佑最顛峰的作品,以為它會賣得很好,後來才知道原來賣得不好。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最棒的作品《家》會賣得最差。
吳:鐵志又為什麼會開始寫搖滾樂?
張:我寫搖滾樂其實滿晚的,聽搖滾樂則是很早就開始的事,可是也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寫音樂的東西。大學的時候參與學運,後來決定走學術研究、做台灣政治社會的分析。但慢慢發現原來自己喜歡的搖滾樂,在西方的社會運動(譬如說六○年代)中扮演這麼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九七、九八年時我開始注意到西方的反全球化運動,也有不少音樂人的參與。另外,九八年的時候,很多英國音樂人反對布萊爾,這成為我最早寫的關於音樂與政治的文章。後來,一方面是因為深深感動於這些音樂人的理想主義實踐,所以想把這些分享出來。尤其自己既然是學政治學,也許可以提供我的專業,去分析這些運動涉及的政經議題。
有趣的是,現在回頭看,這個音樂和政治結合的書寫跟我進大學之後的一個困惑是可以連結起來的。我大一的時候,曾經困惑過要做文藝青年還是學運青年,這個抉擇具體來說,就是要參加文藝性社團,還是參加學運性社團;前者是讀詩聽搖滾,後者是念馬克思、研究台灣社會和上街頭。所以現在從事創作,用抒情的方式來寫搖滾與政治經濟,其實是結合當時的兩種路線。這也是我將來想要繼續書寫的方向:去尋找前衛文化的、波西米亞的,和進步政治的、激進主義的兩種實踐的彼此接合。
吳:我大學時代也沒有想過將來要創作。當時剛上來台北,像是全身毛細孔都張開了,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感受很驚訝。例如,上大學之前我沒有聽過什麼是同性戀,念彰化女中的時候知道女生誰誰是一對,但是我從來沒聽過「同性戀」這三個字。而我高中的時候就很關心政治方面的事情,所以進去大學以後想找個學運性社團參加,然後就跟著同學林淑芬(現任立法委員)參加了中興法商的青年社。法商青年社算是我的啟蒙之處吧,開始也不了解他們是在做什麼。成員很多是高雄來的,也組讀書會,讀馬克思等等,晚上聚會就唱歌喝酒,拿把吉他唱台語老歌;他們把自己住的公寓命名為「火燒島」、「六龜寮」,在那裡經歷過許多事。
不過我和學運社團的主流一直沒有辦法很貼近。學運社團定期開會、組織、討論,有很明確的目標,同時我又接觸到另外一群人,像「濁水溪公社」那一票,而「甜蜜蜜」已經在羅斯福路的巷子內開張,所以我身上就有兩條線:一條是正宗的學運、社運路線,一條是搞破爛的路線——這些人其實也參與遊行示威,但他們並不被認可為「學運團體」,甚至被瞧不起,是游離在學運路線之外的。剛開始我花在學運社團的時間比較多,後來就漸漸偏向另一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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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我雖然沒有參與學運的經驗,但從Woody Guthrie一路過來的脈絡,也相信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什麼。二○○三年交工樂團解散的時候,我才發現音樂家其實非常脆弱,音樂並不能改變什麼。直到看到鐵志的那本書《聲音與憤怒》,我很感動,看到例如U2的主唱Bono,原來做了那麼多事,儘管不是直接用音樂去做的,卻提供了另一種想像。那好像是一個高標,讓我們知道人生還有許多可以努力。不過音樂家真的很脆弱,他們必須照顧好自己的創作、生命狀態,必須強壯,才有可能自然地把力量傳遞出去。我看到很多左翼的朋友前輩,他們談思想雖然很進步,可是生活能力卻很糟糕,對身體、精神的揮霍無法節制,這就讓我思考:左翼所帶來的東西都是好的嗎?我現在比較傾向認為,左翼是一種生活的價值,讓身心比較健康、強壯,把自己的專業顧好,就像一般人一樣生活。
吳:運動總是有個階段性的明確目標,但在這之外,文化應該是更久更深的,那時你就會想要去追尋那個更久更深的東西,不只是立即性的政策改變;當然政策改變也很重要,只是選擇創作,就沒辦法為了那些投注所有的時間。
林:政治看起來好像是個很大的東西,但其實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尤其台灣這幾年,跟一般普羅大眾的生活比起來,政治和媒體大概是表現最差的領域吧。相較之下,生活價值的選擇和展現是更大的東西。但政治可以由許多層面來看,比如說,寫書、寫音樂是不是政治?同樣也在影響別人嘛。
寫書可能更明確是個人的創作,做音樂就不一定了,我得跟很多音樂家互動,得解釋彼此的想法。我很幸運,待過一些很好的地方,遇到的都是質地很好的人,包括現在工作的夥伴;左派的思考不是最重要的,最後看的其實是人性。我不是特地去想要用音樂推動什麼,而是我自己喜歡言之有物的創作,覺得這樣作品才有質量。當然有個前提是,今天我不缺錢、家裡沒負債,所以我能維持我的自由意志,可以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張:剛剛生祥說,看我的《聲音與憤怒》很感動,發現音樂家可以有那麼大的力量,可其實我在書中的結論並不是音樂真的可以改變世界,而是音樂只能扮演某種角色,比如喚起意識。他們要成功改變世界,必須透過政治行動或草根組織。這跟我們自己的位置很接近。我們三人選擇文化創作來作為一種個人的社會實踐,當然是跟生命傾向有關,譬如需要一些私人空間來進行個人的想像與創造。但是文化創作至多是用容易讓人感動的方式來讓影響人們的價值,或認識某些議題,唯有跟政治和社會運動結合,彼此援引,才可能建立改變社會的力量。
(更多請見印刻雜誌九月號)
September 20,2007
工運領袖曾茂興病逝
【update:在宗弘這篇文章後,引起一些筆戰。苦勞網的窮理有一篇文章和相關論戰整理,torrent這篇也值得一看。】
中國時報 2007.09.20
追悼工人曾茂興
林宗弘
台灣著名的工運領袖、前國策顧問曾茂興先生十九日因肝癌惡化,病逝於桃園中壢家中。他傳奇的一生,不僅是一位基層工人的奮鬥史,更是台灣戰後經濟起飛過程中,一整代犧牲奉獻的產業工人階級的寫照,值得台灣所有的勞動者銘記在心。
客家基層工人出身的曾茂興,早年曾任職於榮工處在台灣各地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工地,是台灣一九七零年代輸出的「外籍勞工」之一,由於營造業工作的不穩定,後來轉行進入客運業,素來具有樸素的正義感的他,對當時桃園客運違法加班與苛扣薪資的勞動條件日益不滿。
在1988年的二月初,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之後一個月,曾茂興與當時任職於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的郭吉仁律師,決定趁當年國民黨威權體制出現最高權力真空的政治機會,發動桃園客運罷工,爭取合乎勞動基準法規範的年終獎金與加班費,他在警備總部的重兵包圍下展開抗爭,不料引發台灣各地爭取年終獎金的熱潮。曾茂興抗爭成功後就被資方解雇,轉戰各地,結果在1989年的遠化罷工事件被憲警打傷,更遭到法院以戒嚴時期的法令起訴,判刑兩個月,為了抗議司法,他選擇不上訴,因此入獄服刑。這是他第一次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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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9.20
追悼工人曾茂興
林宗弘
台灣著名的工運領袖、前國策顧問曾茂興先生十九日因肝癌惡化,病逝於桃園中壢家中。他傳奇的一生,不僅是一位基層工人的奮鬥史,更是台灣戰後經濟起飛過程中,一整代犧牲奉獻的產業工人階級的寫照,值得台灣所有的勞動者銘記在心。
客家基層工人出身的曾茂興,早年曾任職於榮工處在台灣各地與沙烏地阿拉伯的工地,是台灣一九七零年代輸出的「外籍勞工」之一,由於營造業工作的不穩定,後來轉行進入客運業,素來具有樸素的正義感的他,對當時桃園客運違法加班與苛扣薪資的勞動條件日益不滿。
在1988年的二月初,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之後一個月,曾茂興與當時任職於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的郭吉仁律師,決定趁當年國民黨威權體制出現最高權力真空的政治機會,發動桃園客運罷工,爭取合乎勞動基準法規範的年終獎金與加班費,他在警備總部的重兵包圍下展開抗爭,不料引發台灣各地爭取年終獎金的熱潮。曾茂興抗爭成功後就被資方解雇,轉戰各地,結果在1989年的遠化罷工事件被憲警打傷,更遭到法院以戒嚴時期的法令起訴,判刑兩個月,為了抗議司法,他選擇不上訴,因此入獄服刑。這是他第一次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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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靈的國際發聲
週日去看了閃靈在紐約的表演。
雖然不是他們的樂迷,但能在異鄉看到台灣樂團,還是很興奮。
朋友問,閃靈此行這次真的受到國際矚目嗎?還是都是國內媒體太誇張。
事實是,閃靈受到美國媒體的關注,遠比國內所報導的還強,我也深感驚訝。
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和洛杉磯時報的大幅報導就不說了,而關於他們這次在紐約的表演,此地最重要的情報誌Time Out給紅星推薦,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更是放在本週活動焦點。
即使表演後第二天的紐約時報,也在都會版用不小的篇幅報導。
當然,除了報導他們的樂風,媒體的關注也和他們的政治主張---台灣加入聯合國有關。例如在紐約時報都會版的這篇報導中,也訪問了謝志偉。
就在閃靈表演的前一天,紐約的台灣人舉辦了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遊行;這是每年的例行活動了,只是老實說,這些活動或者新聞局的文宣都很難獲得國際媒體關注。但是,一個搖滾樂隊卻能讓這些個議題獲得媒體大幅報導。不論你喜不喜歡他們,都不能忽視這個現象。
誰說搖滾樂沒有比政治更有力量?
(圖為村聲雜誌的介紹,可以放大)
雖然不是他們的樂迷,但能在異鄉看到台灣樂團,還是很興奮。
朋友問,閃靈此行這次真的受到國際矚目嗎?還是都是國內媒體太誇張。
事實是,閃靈受到美國媒體的關注,遠比國內所報導的還強,我也深感驚訝。
華盛頓郵報、國際先驅論壇和洛杉磯時報的大幅報導就不說了,而關於他們這次在紐約的表演,此地最重要的情報誌Time Out給紅星推薦,村聲雜誌Village Voice更是放在本週活動焦點。
即使表演後第二天的紐約時報,也在都會版用不小的篇幅報導。
當然,除了報導他們的樂風,媒體的關注也和他們的政治主張---台灣加入聯合國有關。例如在紐約時報都會版的這篇報導中,也訪問了謝志偉。
就在閃靈表演的前一天,紐約的台灣人舉辦了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遊行;這是每年的例行活動了,只是老實說,這些活動或者新聞局的文宣都很難獲得國際媒體關注。但是,一個搖滾樂隊卻能讓這些個議題獲得媒體大幅報導。不論你喜不喜歡他們,都不能忽視這個現象。
誰說搖滾樂沒有比政治更有力量?
(圖為村聲雜誌的介紹,可以放大)
September 16,2007
以色列遊說和美國外交
以色列遊說團體成功地形塑美國外交政策,導致美國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甚至傷害美國國家利益。例如,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很大部分是因為以色列遊說團體的影響。
這是本月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的主要論證,引起很大爭議,因為以色列問題或者中東問題,是美國政治甚至學術界最敏感的神經;而猶太人在美國政界和媒體的影響力更是眾所皆知。
兩位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國際政治教授,一位哈佛,一位芝加哥。此書出版後,他們原本安排好在幾個地方的演講都被取消。
在本書之前,他們去年已經在倫敦書評發表過一篇類似文章,當時就引起軒然大波,被批評為是反猶太主義。
本書只是擴張該文之論證。這是他們在倫敦書評上的文章。
這是本月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的主要論證,引起很大爭議,因為以色列問題或者中東問題,是美國政治甚至學術界最敏感的神經;而猶太人在美國政界和媒體的影響力更是眾所皆知。
兩位作者都是赫赫有名的國際政治教授,一位哈佛,一位芝加哥。此書出版後,他們原本安排好在幾個地方的演講都被取消。
在本書之前,他們去年已經在倫敦書評發表過一篇類似文章,當時就引起軒然大波,被批評為是反猶太主義。
本書只是擴張該文之論證。這是他們在倫敦書評上的文章。
September 14,2007
September 13,2007
Dylan傳記電影trailer
導演Todd Haynes(絲絨金礦)拍了一部關於Bob Dylan的傳記電影,最特別之處是找了凱特布藍琪、李察吉爾等六個演員分別飾演狄倫的不同面貌。這部片終於將上演。
以下是令人興奮的trailer。
(關於這部電影的原聲帶,可以見我的音樂部落格)
以下是令人興奮的trailer。
(關於這部電影的原聲帶,可以見我的音樂部落格)
September 12,2007
Naomi Klein、災難資本主義和哈利波特
反全球化名著No logo的作者Naomi Klein已經是這幾年西方反全球化的明星。這個月她出版第三本書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該書的主要論證是,「自由市場」政策往往是建立政治動亂、戰爭和自然災難之上。亦即自由市場的推動者會剝削這些危機來推銷、強制他們的政策。
這跟哈利波特有何關係?
因為他找了著名墨西哥導演(也導了一集哈利波特,新作是Children of Man)Alfonso Cuaron當製作人,並找其子Jonás Cuarón來拍了一支宣傳片。不過我覺得這片子並不很震撼。
我尚未仔細看本書,所以這裡的介紹不代表我完全同意他的論證。
這是書的官網。
英國衛報提供了書的部分摘要。
這跟哈利波特有何關係?
因為他找了著名墨西哥導演(也導了一集哈利波特,新作是Children of Man)Alfonso Cuaron當製作人,並找其子Jonás Cuarón來拍了一支宣傳片。不過我覺得這片子並不很震撼。
我尚未仔細看本書,所以這裡的介紹不代表我完全同意他的論證。
這是書的官網。
英國衛報提供了書的部分摘要。
September 9,2007
思想的重量
一直希望台灣能有一分思想性(但不是學術性)的雜誌,以及一份時事評論(而不是新聞)的媒體,讓這個社會提供價值、理念或社會分析的思辯、對話或者深化。在西方或日本,這些雜誌的豐富,提供了一個社會的深厚思想基礎。
當然,在台灣歷史上,不乏各種努力:不論是文星、人間、中國論壇、南方、當代、島嶼邊緣,乃至於早期的黨外雜誌如美麗島,都讓人可以感受到思想的重量,即使並不是上述每一本都讓人喜歡。
我想要推薦一本前兩年出刊,但還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刊物:思想。
這本雜誌的方向跟我理想中的並不完全接近,文章也不見得都好,可是還是策劃了不少好專題(譬如這一期有wobblies寫樂生院),並確實有思想的「重量」(書很厚),值得在這樣一個輕薄短小的媒體時代中,去沈思、閱讀或者辯駁。
這是本期及各期目錄。
這是山農對思想雜誌的分析。
這是美國的例子:The Nation雜誌
當然,在台灣歷史上,不乏各種努力:不論是文星、人間、中國論壇、南方、當代、島嶼邊緣,乃至於早期的黨外雜誌如美麗島,都讓人可以感受到思想的重量,即使並不是上述每一本都讓人喜歡。
我想要推薦一本前兩年出刊,但還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刊物:思想。
這本雜誌的方向跟我理想中的並不完全接近,文章也不見得都好,可是還是策劃了不少好專題(譬如這一期有wobblies寫樂生院),並確實有思想的「重量」(書很厚),值得在這樣一個輕薄短小的媒體時代中,去沈思、閱讀或者辯駁。
這是本期及各期目錄。
這是山農對思想雜誌的分析。
這是美國的例子:The Nation雜誌
September 3,2007
北京行:書店與音樂
在北京的短短兩天中,第一天早上,出版社編輯帶我去逛逛。
第一站是清華旁邊的一家小書店和小獨立唱片行。這個地區看來頗為破敗,路上黃土飛揚。
隱匿中在巷中的這家書店,藍羊書店,2000年成立的獨立人文書店。有個可愛的院子和大樹,另外有一間咖啡屋和一間小書店,約只有唐山的八分之一。書是還好,但藝術電影的DVD很不錯。
隔壁的專賣地下與搖滾的唱片行,白糖罐,在北京音樂青年中的地位更重要。但更小,只容四人站立,但整體感覺確有一種地下生猛之感。所有唱片都可以試聽,也有賣台灣的:陳綺貞、交工、陳昇等。
他們的官網上這麼說著:
「“白糖罐”是用旧报纸、路边随手拣来的树根、砖头和陈年的家织土布装饰起来的,老羊和称子曾经在 边过着简单自在的生活:听制作简陋的音乐、读不着边际的杂书、做糙不拉叽的手工皮具、和东游西荡的朋友聊天……
“白糖罐”做的是非主流文化的狭窄传播,即独立文化出版物的内部交流。内容以音乐为主,代理的唱片包括独立发行的、乐队自制的、正式出版的、海外出版转内销的等等,几乎涵盖了中国独立音乐所有的传播方式;同时兼顾电影、民刊、自版书籍及各种小册子,有时也兼售一些 T 恤衫和手工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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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是清華旁邊的一家小書店和小獨立唱片行。這個地區看來頗為破敗,路上黃土飛揚。
隱匿中在巷中的這家書店,藍羊書店,2000年成立的獨立人文書店。有個可愛的院子和大樹,另外有一間咖啡屋和一間小書店,約只有唐山的八分之一。書是還好,但藝術電影的DVD很不錯。
隔壁的專賣地下與搖滾的唱片行,白糖罐,在北京音樂青年中的地位更重要。但更小,只容四人站立,但整體感覺確有一種地下生猛之感。所有唱片都可以試聽,也有賣台灣的:陳綺貞、交工、陳昇等。
他們的官網上這麼說著:
「“白糖罐”是用旧报纸、路边随手拣来的树根、砖头和陈年的家织土布装饰起来的,老羊和称子曾经在 边过着简单自在的生活:听制作简陋的音乐、读不着边际的杂书、做糙不拉叽的手工皮具、和东游西荡的朋友聊天……
“白糖罐”做的是非主流文化的狭窄传播,即独立文化出版物的内部交流。内容以音乐为主,代理的唱片包括独立发行的、乐队自制的、正式出版的、海外出版转内销的等等,几乎涵盖了中国独立音乐所有的传播方式;同时兼顾电影、民刊、自版书籍及各种小册子,有时也兼售一些 T 恤衫和手工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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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1,2007
北京行:台灣音樂vs.捷克搖滾
前陣子去了北京,主要是為了參加哈佛大學每年都舉辦一個討論亞洲問題的會議。這不是學術研討會,而像是一個青年營隊。只是很高級的營隊,今年在北京君悅酒店。我是和一位捷克人對談音樂與政治,以及音樂祭共兩場。
此行也順便和出版社談「聲音與憤怒」的簡體版出版。
音樂與政治那一場,捷克朋友菲力普報告了捷克共產主義下搖滾樂的發展,重點尤其放在共產政府當年如何抓長髮青年(他找到詳細的歷史檔案),我也跟他分享在七零年代的台灣,年輕人也不能留長髮。
我們談到在布拉格的藍儂牆(我也去過,在這裡),和宇宙塑膠人----他很意外他們今年去台灣演出,並深受歡迎。
更有意思的是,我的大陸出版社編輯說,宇宙塑膠人對他們許多中國青年來說,宛如一個通關密語。
只是,不知道宇宙塑膠人效應何時會在此出現。
延伸閱讀:我的宇宙塑膠人文章
此行也順便和出版社談「聲音與憤怒」的簡體版出版。
音樂與政治那一場,捷克朋友菲力普報告了捷克共產主義下搖滾樂的發展,重點尤其放在共產政府當年如何抓長髮青年(他找到詳細的歷史檔案),我也跟他分享在七零年代的台灣,年輕人也不能留長髮。
我們談到在布拉格的藍儂牆(我也去過,在這裡),和宇宙塑膠人----他很意外他們今年去台灣演出,並深受歡迎。
更有意思的是,我的大陸出版社編輯說,宇宙塑膠人對他們許多中國青年來說,宛如一個通關密語。
只是,不知道宇宙塑膠人效應何時會在此出現。
延伸閱讀:我的宇宙塑膠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