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自己對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興趣很大部分是來自閱讀對台灣社會的具體研究，他們讓我發現了知識可以如何有用的來分析具體的台灣社會。
但是關於台灣的政治社會學研究專書一直都很少出版，很可惜。想想以前我們都被王振寰的書，或是月旦出版社的政治系列啟發很多。


我我們終於又有了一本重要著作，我的老友何明修的
〈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

明修已經是台灣研究社會運動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中英文論文均很多。這本書是他過去關於環境運動論文的集結，但是集結成書後，架構非常完整，包含從八零年代社會運動和反對運動的互動，九零年代民主化下的社運角色，乃至兩千年環保團體與新政府的互動。

我想，這會成為是任何關心台灣社會與政治的人必讀之書。
本書資訊（目錄附於本文最後）


巧的是，另一位以前大學學運的朋友，並同樣是南華社會系教授的楊弘任，也出版了他的學術專著〈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我還沒機會拜讀，但相信是本紮實精彩的書。


最後，剛收到林濁水的新書〈共同體：世界圖像下的台灣〉。如果學界的台灣研究專著太少，那麼我們更少有政治人物出版對台灣社會的深度思考。
我一直很佩服林濁水的用功與他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我不一定都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覺得在政治爛污的台灣，我們還有這樣認真的思考者，是值得慶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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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鐵志


從前從前（或者不久的從前），有一個被陰影籠罩的國家，獨裁統治者在美國支持下，運用一批技術官僚全力追求經濟發展，雖然經濟成長的代價是被鎮壓的勞工權利、殘破的社會福利和被嚴重迫害的人權。


是的，人權。這個國家實行嚴厲的軍事統治，沒有言論與結社自由，數千人因為政治因素而死亡，更多人受到囚禁與刑求。父母們看著子女人間蒸發，子女們發現父母突然有一天再也沒有回家吃飯。許多人被迫流亡異鄉，但獨裁者甚至派人在美國土地上殺人。

八零年代後期，這個國家開始進行民主轉型。1988年，獨裁者交出了政治權力。

然後，即使民主化開啟後十幾年，這個國家還是有人懷念那個威權統治的時代，並且相信如果不是因為獨裁者，他們會淪陷於邪惡的共產主義統治，過著水深火熱的生活。


這個國家是南美洲的智利。當然，也是東亞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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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和朋友隨口講的玩笑，沒想到今年聖誕節真的在古巴度過。
我們從巴拿馬進去，在此處待了兩天。這裡除了運河外，無甚特別，所以花了更多時間和當地記者和外交官員談了台灣在中美洲的外交處境。


然後來到哈瓦那。原本以為來看的重點是：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主義體制、一個革命的聖地（卡斯楚與格瓦拉的革命痕跡）、和幾家海明威的酒館。不知道這裡是如此美麗的一個古城（一般人民仍然居住在西班牙殖民時期留下的華麗但破敗的建築），甚至不輸布拉格，並且更不商業化、觀光化。


唯一的缺點是，這裡是一國兩制：外國人消費的地方非常貴，且很難擁有當地貨幣來買本地東西，語言上也不太容易溝通，幸好我們有可以講西班牙文的朋友陪伴。
好了，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用自己電腦無線上網的飯店（我們在古巴的第三個飯店），但收費不便宜（一小時約兩百台幣）。詳細感想，日後再敘。

過去泛綠朋友一直都習慣把龍應台視為泛藍代表，我自己也曾經為文章批評過他的一些觀點。但慢慢地我認為他的想法不能用簡單的藍綠標籤來分，特別是在兩岸關係上，在對本土化的理解上，在對中國人權的批評上，他絕對是比一般泛藍，和那些以左的虛幻語言來反本土的學者好太多。


前兩週他去華府和哈佛大學演講，主是要講台灣的國際孤立困境。據我所知，主辦單位期待他講中國多一點，但是他希望凸顯台灣問題，這點十分可敬。而他的一些觀點，例如阿扁的迷航外交是在消費台灣（這個批評我同意），但是不同於泛藍只會罵扁政府，龍更強調這個背後原因是台灣被國際孤立，而這是不符合國際人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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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劉瑞華教授在觀念平台專欄撰寫一篇如本文題目的文章，內文似乎是與我之前專欄文章的對話。
只是說實話，可能因為劉教授文字過於抽象，我不是很理解其文重點。。

但在我看懂得部分，覺得作者立場似乎是質疑政治改革（我的用語是民主化）不能帶來自由，真正的經濟自由化才是人的解放來源。
例如他說「我以及許多經濟學家而言，經濟發展本身就是自由。想想政治，我能投票，卻經常不能得到我所選的，我自由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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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何者為優先？
智利獨裁者皮諾契特將軍過世又讓許多人關心這個問題。這問題和台灣尤其相關，因為智利和台灣的威權統治都被視為是威權有利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佐證。

這也是昨日吳惠林教授在「獨裁者的經濟學分」一文的主要論點。他引用偉大經濟學者佛里曼的結論說，如果「目標是促進住民的福祉，則經濟自由是較優先的。」更進一步，「如今我們更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走同樣的路？


我深信吳教授絕對是反對獨裁。但是這種經濟自由優先於政治自由的的主張，卻不免給予威權統治者（如他所關切的中國）鎮壓民主與人權的正當性，且在學術的經驗分析上也有不少脆弱的假設。

首先，肯定政治自由，但主張經濟自由優先的人，是認為經濟自由會進一步帶來政治自由。然而晚近政治學研究已經拒絕這種觀點。經濟發展不一定會帶來民主；而民主化的動力是多重的。以吳教授關心的智利來說，的確他們如吳教授所說是拉美的經濟模範生，但在拉丁美洲發生民主化的不是只有智利，而是幾乎所有國家。可見其非如吳教授所說是前一階段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民主化動利。事實上，許多拉美威權體制的崩解不是由於經濟發展，而是經濟衰退。關鍵是，不論是長期的經濟成長或是短期的經濟崩潰，獨裁者都不會自動放棄政治權力。這可能有賴於政治菁英的鬥爭，但更必須有政治異議者的勇氣與智慧，來組織一個有效的反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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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站在紐約中央公園的「草莓園」----這裏並沒有草莓，只有在地上刻了「Imagine」字樣的圖案。公園旁的達科塔大樓(Dakota)，就是藍儂的家，以及他生命終結的地點。

六零年代以最暴力而黑暗的方式在這裏終結。

藍儂死了，但他的理想主義卻從未在幽暗中消逝。

一如在1971年美國的一場演唱會上，他大聲說：「（六零年代的）花之力量（flower power）沒有成功，又如何？我們重來一遍就是了！」


2.
1967年夏天是嬉皮們的「愛之夏」。他們的主題曲是藍儂的〈你所需要的就是愛〉，呼喊著用愛來取代暴戾、壓迫與對抗。嬉皮們頭上帶著花，牽手唱著這首充滿愛的歌，實踐做愛不做戰的精神。

但更廣大的世界並沒有聽藍儂的話。

1968年，是革命的真正高潮。在巴黎，超過九百萬工人在街頭幾乎推翻資本主義。在中國，無數年輕人手拿著毛語錄，在天安門前高喊口號，在學校、家庭鬥爭老師與父母。在布拉格，蘇俄坦克開進古老而優雅的街道，鎮壓布拉格之春。在美國芝加哥的民主黨總統提名大會，抗議者發動「憤怒的日子」抗爭，和他們痛駡為「法西斯主義豬」的員警在黑夜中激烈對幹，成為史上最慘烈的一次總統提名大會。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生佔領學校數日，然後被員警激烈強制暴力驅離。這一年，代表那個時代正義防線的黑人民運動領袖金恩博士，以及甘乃迪總統之弟勞伯甘乃迪，先後遭到暗殺。

沒有人可以躲的掉街頭和報紙上的煙硝與四溢的血跡。

縱使這一年披頭四繼續躲在他們的音樂世界中，並在八月發行了一首超級暢銷單曲、由保羅麥卡尼所寫的〈Hey Jude〉，但是在單曲B面，藍儂卻寫下了他的第一份政治宣言：〈革命〉。 ...繼續閱讀

Michael Ignatieff是西方最有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但他卻具有多重角色。他是人權運動者（曾任哈佛大學卡爾政策中心主任（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是會替紐約時報雜誌撰寫科索沃的深度報導的記者，也是學者¬----他的著述包括民族主義、政治哲學家以賽柏林傳記、恐怖主義與人權等等，影響力深遠，但他卻不是那種當代學術規範下拼命投稿期刊的學者。他甚至出版過幾本小說，並被選為加拿大的魅力男子之一。


前年，他從美國回到加拿大競選議員，當選了。今年中，我驚訝地發現他要競選加拿大最大反對黨、過去執政十三年的自由黨的主席，並且他一直是領先的候選人。不過前天的選舉結果，他輸了。 ...繼續閱讀

「這是個政治犬儒主義的時代，我們以為政治只是利益的交換，只是權力邏輯的赤裸展現，只是媒體上那些空洞的修辭。我們不再相信政治是可以關於價值，關於一個新價值的展現，可以推動一個社會朝向更好的方向前進。

尤其在台灣，社會運動長期在政治領域被邊緣化，從中央到地方，我們太缺乏真正長期關心環境議題與其他社運議題的專業民意代表。

但政治不只是如此。政治可以是理想主義，可以是關於社會改造。

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一種不一樣的聲音，需要綠黨。」


以上是我很榮幸有機會幫綠黨寫的推薦。我上一篇的政治可以改變社會，就是從上面這段話發展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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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時登出我在觀念平台的新專欄文章「價值崩解的危機」，但是編輯下的標題與我原意並不相同。這多少是因為我內文沒有闡明清楚。所以我把文章稍微修改。各位在此看到的版本，尤其結尾，與報上不同。
想想自己寫過一些網路如何改變政治、搖滾樂可以改變政治的文章等等，但這篇文章關心的是，到底我們能否期待政治可以作為改變社會的途徑？
報上版本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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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四十二歲的參議員羅伯甘乃迪競選美國總統時，收到不少黑人民眾的熱烈地支持。因為他在擔任司法部長時，大力支持民權運動。他曾動用聯邦政府警力護送一名黑人學生在白人種族主義者的石塊中進入一所南方大學，並且積極在國會推動民權法案。而他競選總統的主軸，不僅是要消弭美國的種族問題，更是要改善美國的貧窮問題。


但就在加州的一場演講上，一顆充滿恨的子彈穿過他的身軀。而四個月前，民權運動的領袖金恩博士也被暗槍謀殺。更早的五年前，羅伯甘乃迪的哥哥，約翰甘乃迪總統，也在德州被刺殺。
那是美國戰後歷史上最悲傷而黑暗的時刻。


坐在紐約電影院中，看著這部講述羅伯甘乃迪的新電影Bobby，我和身邊的美國人一同掉下了眼淚。我們的悲痛，是因為這些靈魂是為了要改變這個社會，要對抗根植在社會中的腐敗力量而流下汩汩鮮血。


甘乃迪讓人們看到了政治中的理想主義，或者，政治如何可能改變世界---而這本來不就是政治的終極目的嗎？


但政治要能夠改變世界，政治行動者必須先要有一個道德的願景，要有一個要讓社會更好的價值與政策，例如正義、平等或團結。


在最低的意義上，在政治中談道德，是關乎從政者的價值與信念，不論是清廉、誠信或責任。但道德在政治中的更積極意義，是透過集體的努力，政治可以追求一個更好的社會。正如哈維爾所說，「政治不再是權力的伎倆和操縱，不再是彼此控制或互相利用的藝術，而是一個人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道路，是保護人們和服務於人們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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