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好犀利的文章

公共知識分子，台灣樣子像的很多，真有內容的其實也不少。
就我本科而言，少提幾個：蕭新煌、瞿海源、李丁贊、乃至澄社等等，都曾經在許多地方留下企圖與公眾交談的痕跡。可惜我們似乎不信仰學者，或不承認單一學者經由其學術訓練所代表的知識累積。另一方面，上述的學者如今安在？或把發表集中在群策會之類的智庫組織內部、或在學院內指導學生、或在做最基礎的田野工作，澄社對時事的發言也越來越詰屈難解。連中研院院士發言都得召集大家連署。李遠哲這幾年的吞吞吐吐更進一步消解了學術人在輿論間的地位。我相信這不僅是學術界不足以支撐的問題而已。

李遠哲,台社,朱浤源算不算公共?幾個問題是真可以好好談談:

a)公共的定義是什麼?
b)為什麼知識份子要公共?
c)非知識份子的公共和知識份子的公共有何不同?

不去界定這些東西,要怎麼談下去呢?

只要一天公共領域辯論的主題在情緒性的統獨問題上，就一天很難有台灣的加爾布雷斯吧!

沙包講的一點都沒錯，不過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iron文章的關懷轉譯成台灣版。
知識分子仍然不斷在公共領域發言，但是面對統獨問題不斷癱瘓可用的語言符號，台灣（某部份）知識分子雖然不斷地企圖「超越」、「撇開」或者「反癱瘓」統獨情緒語言，但是依舊無法為統獨之外的政治領域「提供有用的思想武器」(Quote above)。甚至，就算思想武器本身有用，但是知識分子缺乏在公共領域打下長期的獨立的基礎，當然很難有效地佔有發言權。而目前學術界自身都無法透過某種方式形成彼此連結的力量。學術界本身都被侵蝕了。你笑我統，我罵你獨，明明清楚統獨兩字本身的空泛，還是不加思索地放在政治議題順序的前端。
當然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種潔淨的超越（特別是自以為潔淨的錯誤判斷）。如果我們把加爾布雷斯當成一種典範，其實單看為民主黨發言助選，支持特定政治利益推舉的候選人，這本身就是一種不可能潔淨的政治方案。不管是知識分子或什麼人，參與公共領域的論述，必須長期地整飾自己的形象，持續發表特定的理念，謹慎選擇合作對象，這些全都不僅需要知識分子的投入與犧牲，更需要一個足以培養有利條件的社會。

就我個人的立場，我仍然認為統獨是台灣脈絡裡的「關鍵問題」之一，只是衍伸出來的是弊端：人們(包括知識份子與非知識份子)太容易先問某個知識份子的統獨立場為何，再來決定要支持還是否定對方的一切發言。

曹長青在某些獨派心中，或許就是這樣一個被形塑崇拜到不問是非的例子。

台灣似乎沒有出現高爾布雷斯的契機。政治人物不重視論述與價值、媒體和公共領域缺乏理念的辯論、規範日益狹隘的學術界也似乎難以容的下讓知識公共化的知識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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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這點觀察是對的. 我當然期待臺灣出現像高爾布雷斯這樣的知識人, 但是我認為這是一種結構性問題. 其實, 這些現象的背後所反映的事實包括人民不重視論述與價值, 不習慣以辯論與說服的方式互相理解, 以及對於知識的態度終究是功利性的. 這牽涉到臺灣人對於知識的本質的理解方式: 文官制度所造成的知識文化傳統使得知識被視為一種可以 "貨與帝王家" 的商品, 是與國家交換利益的籌碼, 必須是穩定而不會造成政治社會體系的變動的, 因為知識價值就是靠這樣的體系在維持的. 因此, 與其說規範日益狹窄的學術界是難以讓知識公共化的原因, 不如說在臺灣日益窄化的學科知識生產以及知識公共化的困難, 都是人們對於知識的本質的基本認知所帶來的結果.
能不能做出一些改變? 我想是可以的. 這真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希望有機會可以進一步討論.

Anarch，我發現我和曹長青幾乎是兩邊，他一直罵美國自由派和左派，而我好像是在台灣介紹美國自由派的人事物比較多的。過兩天還會寫高爾。呵呵

william，很好奇你是誰？我猜是我美國的朋友，因為會叫我TC。
我從整個社會傳統考慮知識的生產方式以及被看待的態度，我其實不能完全掌握，或許因為不在我思考的脈絡。我原來比較想的是現在學術界只要求形式主義的論文發表，會在某程度上阻止知識的公共化。更不要說方法論的問題，在美國的政治學界和經濟學界都討論很多如今的這種研究取向是和社會現實日漸遙遠。

有機會在請你多談談

嘩，高爾。是最近要推出那部環保議題紀錄片的高爾對吧？還是寫美國歷史的兄弟？
那部預告片看起來真熱血...高爾一出場那句話更經典，我幾乎也要一起鼓掌了...

瓦礫，厲害，就是寫那部片。

暫時不告訴你...嘿嘿

铁志兄，还得多谢你提醒，我才知道Galbraith去世了，五一大陆的长假放的我有些不知窗外春夏秋冬。真是要哀悼一下。我会尽快写一篇出来，Galbraith一生经历太丰富，著作也少有的多，我却所知甚少，只能从经济学人的角度凭吊一下，和你写的路数恐怕很不同。按照Rorty的看法，Galbraith这样的左派越多越好，可现实好像却是越来越少？？不知道你在美国，感受是否也是这样。

另外，曹长青，唉，实在不觉得此人有必要关注，比起何清莲起码还具有的记者功底，曹长青简直右的一无是处。

羽良，的確是應該好好寫一寫他和當前經濟學的關係，我的答案大概也是批評的多。好像paul krugman和stiglitz特別秉持他的香火？不過這兩人都是在主流經濟學界作出很好的成績後，才越來越以大眾媒體為主，是嗎？

Krugman和Stiglitz继承的是Galbraith的精神衣钵吧，呵呵。Krugman和Stiglitz是很天才，主流经济学界说起来其实也有蛮无聊的一面，就是发论文到顶级刊物，然后评教职。问题是经济学自1947年P.Samulson的《经济分析基础》发表以后，就在形式化、数学化的路上狂奔至今，如果对比一下1960年前后经济学顶级期刊的内容，会发现越往后，数学和模型化的东西占的比重越多，但所描述的内容越肤浅（我不是要贬低这种趋势，这个问题说起来有些离题，赫赫。也不包括纯粹实证研究，比如收入差距，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研究等等）。他们两个天才就在于，学术生涯的初期就轻而易举的奠定了自己一流经济学家的地位，从而有足够的资本将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

Krugman搞国际贸易理论的，我不大熟悉。但Stiglitz的信息经济学我还多少了解一点，Stiglitz是很不相信市场的，他的经典论文里，有一篇关于保险市场的，就是做因为信息问题导致的市场崩塌。而相信市场永远有效的经济学家，一般都会把Hayek那两篇著名的文章拿出来做方法论的基础，就是在如何理解Hayek这两篇文章上，Stiglitz和很多经济学家拉开了距离。假如我没记错的话，Stiglitz在他那本Whither Socialism里面提到过Hayek文章里他认为存在的问题，即Hayek没有建立关于市场过程的模型，因而也就没有提及信息在市场过程中的损失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状况。我个人其实不太认同Stiglitz的这个批评，因为Hayek讲的是Knowledge，不是message，前者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而后者是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后将知识问题简化为信息问题，这个冲突很致命，导致奥地利学派在批评新古典学派不顾真实世界上，其实和左派是殊途同归的。

我没有很认真的琢磨过Stiglitz的政治观点和反全球化逻辑，但就我目前的理解来看，Stiglitz的政治观点和反全球化逻辑的内在基础，和他的经济学观点是紧密联系的。我之所以非常高兴他的反全球化论著翻译进大陆，是觉得他所关注的世界比大陆经济学家坐在办公室里想象的世界更真实（比如很多大陆的经济学者认为WTO更接近自由贸易理想），严格来讲，我认为Stiglitz是在描述一个真实的全球化经济是如何与做为理想状态的自由市场貌合神离的，全球化经济又是如何变成“霸权者通吃”的。站在经济学人的角度，这更像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矫正，而非反叛。

说回Galbraith，他是Kenyes的学生，Kenyes为了解决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所开除的药方对应的，正是所谓的市场失灵。Galbraith比起Kenyes的风格来，更像个牛仔而不是贵族，所以Galbraith出仕的热情比他老师更高涨（尽管Kenyes做为政客的作为要更大）。Kenyes是几乎所有后辈经济学家的偶像，但Galbraith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据说在美国经济学界，如果有人说一个经济学家写的东西象Galbraith，那么这可以视为莫大的嘲讽和批评。Galbraith从不用数学和模型，更像畅销书作家。大陆的经济学界现在基本上也是一律向工具看齐，所以后辈学生们大多不知道Galbraith是谁，知道了怕是也会不屑一顾，就好像大陆很多知识分子都对做为政论家的Chomsky不屑一样。

再说句题外话吧，我觉得市场失灵更多的时候其实表现为政府失灵，即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政策失败，比如今天大陆的医疗市场。至少，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一定也是失灵了的。Stiglitz们有时候过于强调前者，而没有单独提出来后者，这影响了他观点在大陆的传播。因为如果我们把市场看作一种政治工具的话（market as politics），那么“反市场”的主张对大陆而言的确不是什么好事。威权政体下，本就嬴弱的公民几乎时时都要面对暴力冲动几无节制的国家机器，所能依赖的社会缓冲几乎只有“市场经济”，而“市场失灵”之说的简单化理解必将起到负作用，从而为国家主义张目。这样就比较可怕了。也正是因此，我才极力写文章抨击郎咸平等人的主张。Warton出来的人这样助纣为虐还赢得公众的广泛支持，极权思想却在广泛的民粹主义中得到支持和褒奖，想想蛮可怕的。

By the way，楼上瓦砾的“關懷轉譯”极为精彩，受教。

羽良，真的是感動也感謝你寫了這麼一大段很有價值的回應。我沒什麼可以補充的，只有
1.的確，stiglitz對全球化，或者說對IMF政策的批評，的確可以說是源自他經濟學理論。
2.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你的最後一段話。我可以理解，像你們這樣的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國家的不信任。但至於你說「威权政体下，本就嬴弱的公民几乎时时都要面对暴力冲动几无节制的国家机器，所能依赖的社会缓冲几乎只有“市场经济”」，我比較保留。所謂市民社會中的市民結社、社會運動，都不一定得靠市場。譬如波蘭的團結工聯就提供了另一種面對威權國家的可能。
對於國家與市場，我沒有終極答案，而且我也很害怕有人認為有終極答案，呵呵。

iron总是太客气，到你这里逛我学了很多。

我同意你的保留意见，我那句话表达的结论过强了。我是想起来Fligstein那篇有名的文章。不过在中国，结社和非官方领导的社会运动，始终都欠缺合法性外衣的保护，甚至在中国社会运动最公开最发达的领域：城市业主维权和环保，也是在当局严密的监控和经常不断的骚扰下潜行的，北京这边业主维权，一旦事态升级，警察就会抓人，尤其是在非高档社区，以至于不少小区的业主已经被训练出某种路径依赖——一旦出事，不找其他律师而直接去找“阳光宪政”（一个法律从业者搞的维权机构，在清华大学附近）。环保维权面临的问题则是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比如怒江水坝的事情。由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法人登记时必须有所谓的“挂靠单位”，所以其自身的独立法人身份远没有企业法人来的空间自如。据我所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大部分都不是以ngo身份注册的，而是到工商局以企业法人登记（需要上税），甚至干脆是地下活动。

也正是由于这些限制，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救助”机制在中国更多的还是体现为某种市场行为（这种市场很可能只是伪装用的）。即便是正规的ngo，也巨大多数有赖于新兴私营经济业主以各种方式资助。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更看重市场力量的原因。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大企业在更多更平常的时候对公民的侵害，比一个糟糕政权的危害可能丝毫不差。所以Galbraith在美国警惕大企业，我们只好在大陆警惕大国家。呵呵。

另外，上次提到徐滇庆的国民党党产文章，地址在这里：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682

我这两天邮箱有点儿小毛病，就不给你mail过去了。

一點相關訊息：

Galbraith's influence didn't extend to Nobel
Robert H. Frank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HURSDAY, MAY 11, 2006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6/05/11/business/scene.php

正統經濟學者的「翻案」文章。

作为还算是比较了解经济学学术界情况的人，说实话，我不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多么重要。大多数从事研究的经济学者本人，也不会太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如何。这是一份荣誉和肯定，但是一个经济学家得到荣誉和肯定的主要来源是长期的同行评价，而不是瑞典那个三十六人委员会。

我不是一個經濟學家
但我關心的基層社區經濟和社區組織結社工作
讓我對於樓上的對話很有感受並且獲益良多
謝謝各位
我讀過Galbraith一點點東西
他曾主張過每一個社會人得到基本生活所需的貨幣是其基本權利
這在政治操作上當然有許多困難
但可知其基本立場
我閱讀各位的論說後想提出一些看法分享切磋

我還在孵化的論文裡有一小部份談到國家進入基層社區協助經濟發展的負面效果其操作過程離暴力劣跡沒有多遠
就我這個台灣的田野實例資料來看
Stiglitz對於Hayek的評述頗有見地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的
市場是交換的機制貨幣是籌碼而已
基層社區裡社會網絡的力量如果加上生活簡單其實市場交換過程裡是不太需要貨幣的
如果不是國家暴力聯手經濟強勢者壟斷貨幣
基層社區可以用自己的貨幣(貨幣可以看做是建立在社會信任關係上的數量化信任)而免於取得昂貴的國家貨幣過程的持續剝削一再盤剝
每一次交換都被剝削並另付貨幣發行者權利金

高度複雜分工的社會進行交換愈來愈依靠貨幣才能順利進行
金融業因此得享和國家一樣的優越位置剝削和抽權利金
而我十分同意Stiglitz指出的貨幣價格裡訊息失落和扭曲的基本問題

我的引申是文化建構下市場裡的行動者已經盲目的依賴貨幣的訊息為交換的全部訊息依據貨幣價格決定交換
但只是有錢人和沒錢卻有需求和欲求的人進行不公平的交換而已

看看美國人在精心玩的美元遊戲吧
只要維持大家對美元的依賴和盲目的信心
就可以用美元到世界各地搜購(括)各種財貨
中日台手上都抱了滿手的美元幫美國做了許多白工吧
還能做什麼呢不能作的更值得玩味

有錢的人因此社會建構而取得霸權
聯手甚至操弄政治和各個社會領域
許多基層社區拒絕土地等不可再生的財貨出出售給外人
已經是被國家貨幣饑幾乎掏空時才有的覺醒和最後的抵抗之一

每一談到這個議題都會動氣傷身
暫時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