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這篇文章是寫於五天前剛貼出中產階級向下流動的post時寫的，現在來看，發現很多粗糙，尤其是在看了革命少女的回應中許多犀利的見解。但是我覺得我當初提的問題是重要的，如果這種新自由主義式要求個人提昇技術和知識的投資是錯誤的藥方，那要如何解決？我所想到的，也只有比較一般的社會民主的方案，到底在勞動和教育政策上有沒有更細緻的另類可能性，我不太知道，希望各位可以提出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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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說，在這個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時代，只要能自我投資，提升教育和技術能力，就能成為全球化浪潮中的獲益者，因為正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費利曼(Thomas Friedman)所說，地球是平的。


但最近這個迷思逐漸被挑戰，不論在國內和國外，中產階級的向下流動都成為新的焦點。
台灣的天下雜誌在最新一期專題就報導，台灣實質所得的下滑，學歷的泡沫化，造成中產階級越來越難以生活。幾週前，美國自由派經濟學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曼，在一篇名為「畢業生與寡頭」的文章，也戳破學歷可以讓人成為全球化下贏家的迷思。他發現從美國的統計數字看來，真正的財富贏家不是那百分之二十的高技術者，而是百分之一的新寡頭。首先，過去五年來，大學畢業生的實質收入事實上是降低了。更驚人的是，從1972年到2001年，收入第百分之十的人，所得只成長三成。但是第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所得成長了百分之八十七，而第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亦即最富有的前百分之零點零一的人）成長了將近百分之五百。另外，現在在美國面臨工作競爭的不是中國的低技術勞工，而是印度的高技術電腦工程師。


如果好的知識和技術不是做為經濟上贏家的入場卷，那該怎麼辦呢？

要提出適切的解決之道，必須先掌握問題根源，否則會如天下雜誌所出現的限制：在主文明明指出問題根源是全球化和產業外移造成年輕人的結構性困境，但結論卻還是說：「當中產階級向下流動，貧富差距擴大的M型社會成型，年輕世代更應承擔責任，才有機會跳脫階層的束縛。」這個答案又回到個人身上，顯然不能解決問題


克魯曼則認為問題在於是權力關係，而非市場力量，意思是包括政治腐敗、經濟特權扭曲的市場運作，才造成嚴重的不平等。但事實上，答案可能也在於資本主義的本質，尤其是美式放任資本主義，會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平等。馬克斯很早就預言中間階級會逐漸消失，社會會日益兩極化。


而在台灣，造成包括中產階級向下流動在內的各種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是什麼，又該如何解決呢？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不可能找到速食的答案。譬如，好的教育和勞動政策當然還是必須的，雖然具體政策內容必須持續摸索。另外，台灣所面臨的特殊挑戰—兩岸關係---顯然也箝制了國內的社經發展，例如對於三通是否會深化國內失業率是個值得正視的議題，雖然許多人因為意識型態看法不一，但無論如何必須仰賴更嚴謹的研究來支持。


比較可以確定的答案是，台灣必須改革所得重分配機制，而這必須面對克服兩種資本主義邏輯的挑戰。

第一種是克魯曼所指出的資本主義中的權力關係。從九零年代開始，台灣資本主義朝向大幅自由化，引導了經濟資源的日趨集中化與財團化，大財團並能進一步獲得對政治的巨大影響力，出現所謂的金權政治。所以我們必須改善促使經濟資源和財富集中化的經濟政策，以及防止金權政治的惡化


第二種邏輯是資本主義本質中的風險和財富的不平等，因此唯一能做的就是建構台灣的社會民主制度。經濟社會史大師Karl Polanyi早已指出，在市場出現的歷史過程中，由於要對抗市場的無情，所以社會立法也相對強化。到了二十世紀，許多經驗研究也證實，越是經濟開放的國家，越容易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所以福利制度也越強，例如西歐和北歐小國。而台灣卻在拼經濟和成長至上的思維下，忽視社會團結和公平正義。


在台灣經濟越對外開放、對內越自由化的同時，我們能否儘速強化國內的社會保障，建立抑制金權政治的治理機制，來讓中下階級都能生活的更安心呢？

(本文刊登於蘋果論壇200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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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悅讀，請見我下面貼文中產階級向下流動所列的延伸悅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