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崔健12/4 要來台灣演唱了，受媒體之邀，我電話對他進行了專訪。
我真是非常佩服崔健、喜愛崔健的音樂。
尤其，在八零年代，他和羅大佑同樣具有廣大的文化影響力，但是看看現在兩人，崔健的音樂仍然犀利，尤其是現場演唱會。誠懇地推薦大家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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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在1986年用一首「一無所有」，吹響中國新搖滾長征的號角開始，二十多年來，崔健總是憤怒的。
當大多數西洋或是台灣音樂老將的生猛與憤怒，隨著年齡而衰微，隨著名利地位而腐蝕時，崔健卻始終在音樂上不斷往前走，總是在思想上犀利地穿透時代。

在中國，或者整個華語世界，沒有人可以像崔健般得到樂評人的高度尊重，讓知識圈認真推敲他的思想，但他又能同時掀起整個體育館的狂熱暴動，讓人在他的音樂中激動流淚。

在他剛出專輯的八零年代後期，他的影響力就遠遠超過音樂範疇，而是整個八零年代中國文化啟蒙運動的一個旗手，一如當年的詩歌或其他思想家。然而，搖滾樂做為一種大眾文化，卻對大眾有更強的渲染力、感召力。他唱出了那個變革時代中，人們的興奮與困惑，希望與失落。

九零年代至今，「搖滾教父」、「中國搖滾第一人」這些空洞的標籤並沒有困綁住他。他的一張張專輯《紅旗下的蛋》、《無能的力量》、《給你一點顏色》，不斷放入音樂元素，並寫下意涵飽滿的尖銳歌詞；尤其，他始終強調搖滾樂必須具有批判力，而藝術家必須追求自我個性，抵抗商業體制。
崔健教導了我們，在他搖滾巨星的華麗喧囂背後，搖滾樂的本質是什麼。


去年五一二四川地震後，我在北京參加一場包括崔健在內許多大牌搖滾歌手的義演。當前面演出歌手肉麻地高唱「我愛你中國」時，我擔心著，在這樣一個場合崔健會怎麼表現。還好，他只說「我們與四川在一起」，並且為災民寫了一首詩意的歌，而沒有高喊抽象的愛國主義。是否媚俗，正是搖滾與流行的差別。更重要的是，他的表演讓人全身顫抖，激動不能自己。
上週，筆者對崔健進行簡短的電話專訪。

張：你覺得搖滾樂的力量在哪裡？
崔：搖滾樂有很大的包容性，有很多元素，憤怒的、抒情、悲傷的，關鍵是你要表達什麼樣的東西。我的音樂也體現很多東西，但是主要的力量來源是憤怒。但這不是盲目的憤怒，而是也有理性的社會觀察。


張：對體制的憤怒與不滿確實是搖滾樂生猛力量的來源，但是從歷史來看，大多數搖滾老將在年紀大了之後，在享受到利益和名聲之後，都不再有憤怒的力量；可是我感覺到你的憤怒和犀利比過去似乎更強大？
崔：過去我的音樂是比較浪漫的，後來走向更具體，因為你會悔恨以前沒有把事情說透。
在亞洲文化中，都沒有認真看待憤怒，只當作是和自己過不去，或者是一種麻煩的開始。但是，如果搖滾樂沒有憤怒，只是嘩眾取寵，就會徹底商業化。如果你什麼都滿意，代表你沒有認真檢視你的生活周遭。憤怒，是創作力量的開始。
當然也許也會有人說我們也是迎合市場，也許我們有自己看不到的盲點。


張：你如何保持這麼多年來的敏銳與尖銳性？
崔：我沒特別想怎麼保持。我在乎的是真正關注我們音樂的群體，所以對音樂不會有妥協。但是這不代表我不在乎更廣大的群眾。正是因為我們在作品上不妥協，所以會不遺餘力推廣。


張：中國搖滾樂的場景似乎越來越熱鬧喧嘩，你怎麼看現在的狀態？
崔：現在年輕人似乎認為做一個世界公民比中國公民更時尚。如今世界各地生活的主題都一樣，但是如果脫離自己的文化與生活，誰來說我們的故事？
好比在音樂上，大家聽嘻哈只取其皮毛，營造快樂的氣氛，忘了他背後反叛的內涵。太多人為了市場改變自己，但市場是排斥有個性的藝術家，他們只看人頭，而人頭是和個性矛盾的。


張：搖滾樂在中國的發展有什麼困境？
崔：當前的商業文化、傳統儒家文化和當前政治體制下的主流文化，都是反對個性的。他們要讓個性斷水斷糧。
所以期待有個性的作品出現，就好像是在沙漠上期待綠洲中出現生命力很強的植物。
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到底喜不喜歡「個性」？你能不能接受你的孩子去反體制、獨立思考？一定要有個性，搖滾樂才是真的。但是現在年輕人表現的個性是仿造的，不是創造的。新一代的搖滾樂有沒有認識到，個人價值的提升就是群體價值的提升？


張：現在在中國如同台灣，搖滾音樂節似乎越來越多。這對搖滾樂是件好事嗎？
崔：音樂節本身是多多益善，因為可以結合旅遊，也可以給音樂家掙錢的機會。
不過，問題在於如何真正扶植自己的藝術家。在整個華人地區，沒有人真正重視對藝術家的培養，重視創造的質量。全都是公司行為，沒有理想行為
在現在的環境中，我們似乎只能等待下一代，等待下一個浪潮。


（本文刊於本期時報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