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nds and Fury

1930年代初期一個紐約冬日，紐約市立學院的宿舍中，幾個大學生正在激烈地討論著史達林在蘇聯的獨裁體制，以及美國的經濟問題。


那是美國最冷冽的寒冬，因為正值經濟大蕭條。這群學生，厄文克里斯多(Irving Kristol)和他的這群友人，丹尼爾貝爾 （Daniel Bell）、 厄文豪爾（Irving Howe）看到如此嚴重的失業，看到人們臉上的 悲哀，自然成為左傾青年。他們相信要建立工人的天堂，但卻不滿於史達林下共產主義的極權傾向；他們是屬於反史達林的托洛斯基派。


幾年之後，他們成為那個世代最引領風騷的知識份子，並對後來的政治和知識思潮影響深遠。他們甚至被冠上一個專有名詞：「紐約知識份子」。


這群紐約知識份子後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文學與政治批評家豪爾始終是一名民主社會主義者，並創辦一本重要思想雜誌「異議」(Dissent)。厄文克里斯多和其他幾人則轉向保守主義；克里斯多更被視為當代新保守主義的教父。

對克里斯多這群人來說，他們在二次大戰後發現美國並不是如左翼所宣稱的帝國主義，而是自由的守護者。所以他們開始轉向自由主義。但到了巨大騷動的1960年代，反對越戰的反戰運動對這群極為反對蘇聯共產主義的人，成為一種對民主與愛國主義的背叛；詹森朝向建構福利國家的「大社會」措施，讓他們認為是對資本主義自由精神的破壞（雖然他們可以接受羅斯福的新政，這是他們和傳統保守主義不同之處）。而新崛起的青年反文化運動（搖滾樂、藥物、同志運動、性解放運動、嬉皮），更讓他們認為會造成美國社會和道德的敗壞、走向虛無主義。於是他們與偏左的自由主義分道揚鑣，嚴厲批判他們，掀起了成為後來美國政治主軸的「文化戰爭」。


克里斯多是一名戰鬥者。就在反抗運動漫天揚起的1965年，1965年，他和已經成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貝爾創辦了雜誌「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成為新保守主義運動的起源。


七零年代初，豪爾的朋友，一個社會主義者哈靈頓把克里斯多他們這群人的思想稱為「新保守主義」。


雖然當時這個標籤有貶抑之意，是諷刺他們背叛了當年的左翼理念，但克里斯多後來卻欣然接受。對他來說，新保守主義不是一個一致的意識型態，而是一種思考政治的方式。而實踐這種思考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思想雜誌。從五零年代開始，克里斯多就參與創辦或編輯過多份思想性刊物，除了影響力不小的「公共利益」外，還有八零年代以外交政策為主的「國家利益」。


這些在美國被稱為「小雜誌」（little magazines)，因為發行量不大。 可是，克里斯多相信，「雖然只有幾百份，但是他們可以改變世界。」 他相信，「統治世界的是理念，因為理念決定了現實如何被理解 。」

他確實是證明了他的這個信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影響了七零年代以後美國政治的格局，新保守主義逐漸成為共和黨的基本哲學，甚至連九零年代的民主黨總統柯林頓都採取了保守的新中間路線，宣稱「大政府時代的結束了」 。


小布希總統曾授予克里斯多自由勳章，說他設定了二十世紀後半保守主義復興的基本知識架構。當然，小布希沒說的是，正是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小布希時代，尤其是九一一之後，新保守主義取得前所未有的高峰。此時的新保守主義比以往更具有一種彌賽亞的想像，更試圖用美國的強大國力去在世界各地推動他們版本的民主。

於是，少年時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而成為托派的克里斯多，此刻卻成為美國帝國主義的哲學之父。

不過，在小布希執政後期，新保守主義逐漸開始日益失去支持。在知識界，連原來保守陣營的知名學者如福山(Fukuyama)都出來宣稱新保守主義已死；在政治上，先是民主黨在2006年底取得國會多數，然後在2008年贏得總統大選。


新保守主義從全盛潛入寒冬。而就在這樣一個他的思想衰頹的冬日中，上週托派克里斯多過世了。

從少年托派，到推動新保守主義逐步走向高潮，然後目睹這個思想邁向死亡，克里斯多的一生正見證了一個意識形態的生命輪迴。

（2009/9/24 中時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