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奧地利作家慕席爾所言，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中，集體之衝動、壓迫、恐懼、激勵、渴望、夢想、緊張等，若都呈現於某個個體的心靈中，便會產生一個淺薄的偏執狂，而這種現象則普遍存在於各民族、各文化裡。如同個人的成長，民族與文化同樣也會經歷集體性的嬰兒期、幼兒期、青春期、青年期、成人期以至腐朽。民族與文化也會經歷各種狀態的交替、由活力充沛至老態龍鍾、活力充沛到冷漠麻痺。民族、文化、與個人都將會步入苦悶的定位危機。
正如奧地利作家慕席爾所言，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中，集體之衝動、壓迫、恐懼、激勵、渴望、夢想、緊張等，若都呈現於某個個體的心靈中，便會產生一個淺薄的偏執狂，而這種現象則普遍存在於各民族、各文化裡。如同個人的成長，民族與文化同樣也會經歷集體性的嬰兒期、幼兒期、青春期、青年期、成人期以至腐朽。民族與文化也會經歷各種狀態的交替、由活力充沛至老態龍鍾、活力充沛到冷漠麻痺。民族、文化、與個人都將會步入苦悶的定位危機。
希特勒與第三帝國之所以興起，是一種企圖解決集體定位危機的現象。也是一種長期尋求自我界定的行動與焦慮。但希特勒所安置的解決方式，今天可以確定的是錯誤、愚昧、且邪惡的。
在腓特烈大帝時代，造就了活力充沛軍事強權的普魯士；但絕非所謂的民族主義，在當時大帝手下的官員士兵，實際是向君主無貳心的效忠。普魯士的民族主義實生於與拿破崙法國之鬥爭。普法戰爭後普魯士淪為法蘭西衛星國；這對普魯士人而言，是莫大的民族創傷與屈辱。然而在拿破崙征俄戰役之後所引發的普魯士解放戰爭，點燃了一波巨浪，整個德意志陷入了歇斯底里的邊緣。它使得全普魯士以至於整個德意志的人民，以極度的狂熱擁抱、讚譽普魯士與德意志，並成為崇奉的對象。腓特烈大帝時代的軍事傳統不僅復甦，也同時注入了新的時代精神。
一次大戰後，德國雖然不是主要元兇，但卻是要其承擔災難的所有責任。再者戰後的威瑪共和，它不像是一個經由組織發展的政體，而是一種人為造做下的產品。它是一種基於外國人觀念中當是如此的形象，而武斷強加諸於德人之國家定位。因此在德國似乎沒有未來，即連絲毫的憧憬亦不存在，當下所有也只是困苦，而幣值的大幅滑落、經濟蕭條，使得情況更加艱困。加上戰敗後的超額賠款，使得情勢惡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整個德意志文化和集體心靈在戰後是處於極度理性與極度非理性的兩個極端的緊繃狀態。因此德意志需要的是一種嶄新的存在、理由、目標、與自我界定。這種需求並非經由政治、社會、經濟上的政策所能提供，也無法經由意識型態得到滿足；但卻能由傳統的宗教裡獲得，而宗教卻是納粹主義所能提供者。因此希特勒與納粹的興起,藉由民族主義的狂熱與宗教結合，並結合民俗思想、哥德的理念、黑格爾的哲學、與古今文學上之經典，甚至是巫術，其中不是被斷章取義，便是加以扭曲以為己，因而成為一種邪惡可怕的新宗教，帶領著第三帝國走向毀滅之路。
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曾設計過一項實驗，受實驗者被告知，正在參與一項被設計好的活動，這個活動用來測試他人的學習能力，那些人被固定在一個模擬的電擊產生器上，產生器有三十段的調節標示著從 15 伏特輕微電擊到 450 伏特危險-劇烈的電擊。 透過一個小玻璃窗，被實驗者可以看見鄰接房間內的學習者(learner)被皮繩捆綁在椅子上，在他們的手腕處有供應電擊的電極，這些接受實驗者被告知，他們正在測試這些學習者背誦字表的能力，並要這些被實驗者，當學習者發生錯誤時執行電擊，且每隔一段時間增加電擊強度。當電擊強度增加時，這些學習者假裝因為越來越痛而呼叫，最後昏暈過去，試驗者告訴被實驗的對象必須繼續執行電擊。令人驚訝地，雖然被實驗的對象漸漸變得緊張不安和情緒激動，但是當實驗者命令他們對學習者電擊時，仍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被實驗者執行了最大程度的電擊，Milgram 藉此推斷說當人們被具有權威的人命令去做某事時，即使這麼做會違背良心，大部分的人還是遵令照辦。由此可見臣服於獨裁者的人民，也難脫助紂為虐的嫌疑！
雖然在Milgram的實驗令人不安，然而最近的研究則暗示服從外來的權威勝過良心這樣的命題並非不可避免。更確切地，Steven Sherman，另一個心理學家所作的研究則顯示，教育能夠增強良心超越服從權威的力量。Sherman叫同僚用電話同幾個人接觸，表面上做民意測驗，詢問他們的意見。這些民意調查專家(pollster)問他們：假如他們被命令去履行一件在道德上或者社會上無疑不受歡迎的某種行為會如何做，並且花費一些時間與他們討論這些爭議問題。在這接觸的幾個星期之後，要求這些同樣被詢問的人，實際上實踐那個行為。出人意外地，三分之二的被實驗者拒絕服從命令，與Milgram的發現明顯相反。
Sherman的實驗暗示著，如果人們在置身一件事前能夠在道德爭議上能有深思和反省，在實際生活中面臨這些問題時，他們的表現較能與良心所願一致。如同片尾 ，Schenck教授說道：這種堂而皇之謀殺與自殺，難道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導演Oliver Hirschbiegel用客觀冷靜的角度去詮釋希特勒，並使其還原為一個實在的人而非魔鬼，因為他的偏執與妄想，還指望不存在的部隊來解圍，甚至給予盟軍致命性的打擊，意圖東山再起。殊不知因他個人的狂妄，納粹的貪婪與冷酷，導致了五百五十萬人死亡，一百萬人失蹤，六百萬的猶太人死於集中營。留下的罪孽，卻要全德國的人民花了幾乎半個世紀來承擔。導演無意為希特勒辯駁,只是要讓世人謹記戰爭的教訓。
換一種想法，今天的台灣，是否我們也面臨集體定位與自我定位的危機？如何培育有思想能行動的人格，能夠將政治擔當與道德觀念，致力精神、文化與生活的理想結合，似乎是教育的根本方向。
參考資料：
第三帝國興亡史 城邦（麥田）
二十世紀德國史 志一
俾斯麥與德意志帝國 城邦（麥田）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1933回憶錄 左岸
我的奮鬥 大明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