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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是國家基本大法，十年來六次修憲，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對修憲的內容，都沒有事先在朝野政黨內部進行廣泛與深入的探討：執政黨與政府也從未設立一個超然、專業及較有充分時間研議的修憲諮詢機構。所以歷次的修憲，都是為了短暫與現實的政治目的而進行。一旦目的達成，修憲的條文即可棄之如敝屣。憲法既為「萬法之法」，本身應該理想性與道德性超過功利性，一旦憲法淪為政治服務，使憲法的條文成為「功利憲法」（utilitarian constitution），憲法的尊嚴便斯文掃地。無怪乎，十年六度的修憲，外界頗有「為政治鬥爭鋪路」或是「為權力的重組提供合憲性的基礎」……的傳聞。對這甫才擺脫歷經五十年緊急體制桎梏的我國憲法生命，無疑又是一個不幸的十年。（陳新民《1990-2000年台灣修憲紀實，十年憲政發展之見證》）

……這個喪失精神與理性的「法」是否還能被稱為「法」，作者委婉地暗諷我們離法治國家還有一段距離，法律還未脫離政治奴僕的權力依賴關係，法律實踐的自主性只是一種理想假設。國內另一位法理學者顏厥安研究同一課題範疇的憲政法理學論文集《憲邦異式》（2005年6月出版）……傳遞一個相當令人困惑的悲觀信息——相當《白鯨記》式——憲法其實早已死亡只剩殘骸，修憲／釋憲的行為其實都只是虛擬的巨靈哀悼工作：「……在我們身處的這個『地方』，台灣——要堅持稱為中華民國亦無妨——早就沒有憲法了。或者更正確的說她從來沒有過。」

憲法，作為所有法律的源頭與基礎，如果它真的不存在，只留下殘餘骸骨，邏輯地，所有建築在其上的法律、司法體系必然隨之崩解。終極地，整個社會、人民就會不自主地走向國家解體死亡的命運，實現盧梭在《社約論》所論的國家終結命運。

……而當國家解體死亡的時候，政府逸出其自律權限轉變為無政府狀態，培育出暴君-專權者（tyrant-usurper）和專制霸君（despote）。盧梭區別定義兩者的不同特徵，預言了隨後法國大革命悲劇和二十世紀的極權法西斯主義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