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aroff(1985)在蝴蝶頁引用Nadine Gordimer的話,「有許多抵抗形式不被正統革命策略所承認」,她(ibid., 263)之後更進一步說到,第三世界的例子建議另一種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可能給予形式去區辨只被「主流」革命過程部分納入的「革命」。她反省到,經由我們的意識型態範疇來定義政治,迫使我們接受學科的預設對象:「具有政治,才算抵抗」(as it is with politics, so with resistance)。
聽說台灣學生有樣學樣是成功的,這樣說來64的血沒有白流。
昨天在課堂宣傳,有位思路清晰、條理分明、內外兼具的學妹問,野草莓「道歉、下台、修法」的訴求看起來是作不到,是不是失敗了,怎麼辦。我回答大意是說,是的,這3點訴求看來是沒有一項作的到,而且就算這3點訴求達到了,成功了,也如同學妹所說,只是徒具象徵意義,形式而已。今天我會在補一句,就算作到了,台灣社會離民主、自由、人權還是非常遙遠,離我想像的人之所以為人也還是那麼遙遠,要走的路還很長。既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有順風,有逆風,有前進、有後退,跟著大方向亂走也就是了,一路順風沒有失敗不是很奇怪嗎?
就像比賽一直贏反而很不好玩,大學待球隊時很在乎輸贏,印象最深的比賽是大2當隊長,系際盃冠軍戰輸掉,即便之後拿下2連霸,贏球的記憶始終沒有輸球的深刻。但待球隊待到現在,學生球隊老到組成社會球隊,人一老,只能回味當年勇就開始有體會,一時比賽的輸贏其實比不上在球隊搏到的感情,即使是那些狗屁倒灶的吐糟、相罵,游擊手搶走二壘手女朋友等鳥事。有些體會是需要時間和距離才感受得到,才區分的出這在生命的重量,即便當下的感受是那麼鮮明、真實。
昨晚和水果雄聊到Jeam Comaroff(1985)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今天想到田野工作堂課另外唸的2本書:Luisa Passerini(1987)Fascism in Popular Memeory 、Paul Willis (1981)Learing to Labor。這3本書共同特色是關心被噤聲的邏輯與細微的創意,讓弱勢發聲。我比較在意大隊人馬中不引人注意的小人物、小動作,這些往往隱而不見的基層民眾是我願意去打交道的,這大概是為什麼我沒那麼在意事情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成功沒什麼好得意,失敗也不用太難過,因為這種狹隘的成敗並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
為避免我的破爛翻譯失真,Comaroff的原文如下: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resistance not recognized in orthodox revolutionary strategy.
..., as numerous Third World instances suggest, the alternative worldview may give form to a distinct and only partially integrated "revolution" within "mainstream" revolutionary processes(Ileto 1979: 223).
... defining the political only in terms of a "preconstructed object" foisted on our science by our own ideological categories. As it is with politics, so with re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