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嘻為貴

中國時報 A12/時論廣場 2009/04/07
學術審查的倫理該改了

【邱天助】
　　近日，台灣學術生產再度成為議論，論者大致將批評焦點放在SSC I化的種種缺失。其實，為人詬病的豈只是獨尊西方知識霸權的SSCI 制度，也存在於國內TSSCI式「同儕審查」（Peer Review）的諸多不合理現象，只是許多人已見怪不怪，或敢怒不敢言罷了。

　　在國家「計畫性知識」規畫下，台灣學術界如今已進入全面「集體管控」階段。同儕審查的積極意義在提升論文品質，但由於台灣知識場域的某些偏狹心態，近年來，不管是國科會申請研究計畫案、大學教師升等或學術期刊論文審查，每每讓台灣學術圈瀰漫著冷酷、肅殺、挫折、沮喪的氣息，不但無法形塑積極正向的學術氛圍，甚至可能造成反生產的不良後果。

　　這些不合理審查包括：
　　一、順我則昌，逆我則亡：審查者將自己主觀的學術立場、理論視域予以「意識型態化」，以己之見做為論文好壞的唯一判準；有時明明自己不懂，卻硬指對方無知。這時，除非受審者願意（雖然不甘心）完全依其建議修改，否則只能接受退稿的命運。
　　二、公報私仇，排除異己：基於非學術性理由，例如政治立場或學門派閥的利害關係，甚至個人的恩怨情仇，斷定其論文品質的優劣。這種情形在非匿名性的國科會研究審查尤其多，受評審者即使申覆也鮮少有翻案的機會。
　　三、尖酸刻薄，言語傷人：以情緒化的語言書寫評審意見，讓受評審者有被斥責、凌虐、強暴，甚至無地自容的感覺，雖然心生憤懣，卻苦無地方發洩。
　　四、敷衍了事或藉詞拖延：只看標題大意，草率提出空洞的評語；斷章取義，在文中挑一些語病，然後，隨意勾選「推薦」或「不推薦」的建議；拖延評審時間，讓受評審者焦慮等待一年半載是常情，有些評審者甚至不斷以「修改後再審」的理由，論文延宕兩年以上者亦時有聞之。

　　學術場域本是由不同權力分配結構所決定的位置之間，彼此的客觀關係所形成的網絡和建構。因此，不論任何學門，其間總有尊卑、高下、優劣的差序格局，也因此存在著宰制及被宰制的關係。我們擔心的是，當宰制者成功地壓制、弭平被宰制者的反抗和敵對時，當所有的學術生產都完全以一種自上而下的管控方式進行時，宰制的效果就會加強，甚至全面發生，以至於構成知識場域的各種鬥爭關係和辯證關係都會停止發揮作用，所謂創見或「典範革命」將不會發生。

　　為做到評審的相對客觀性，並進一步激發學術生產的潛力，我們亟需建立一套學術審查的專業倫理與規範，其中包括：

　　（一）平等對話的權力關係：當前「審查者」與「被審查者」之間缺乏「互為主體」的對話機會，被審查者總是處於被宰割的位置。正向的審查倫理應基於「同儕平等」關係，相對尊重並充分理解他人的主觀性，即使提出另一種相對主觀的「立論」，也只能「僅供參考」，沒有理由強迫對方接受與修改。
　　（二）以「同儕評論」（Peer Commentary）取代專斷的匿名審查：用「評論的評論」（Comments on Comments）的設計方式，讓評審者的意見公開，並將作者對於評審意見的答辯，附於正式刊登文章之後，求取更多人的公論與回應，一來可相互約束避免偏頗之見，二來可提高學術論辯的深度和廣度。
　　（三）設立迴避審查機制，避免學門派系或個人恩怨的干擾，這對非匿名性的國科會研究專案尤其需要。
　　（作者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教授）

中國時報 A12/時論廣場 2009/04/05
《熱門話題》困在自己打造的牢籠




中國時報 A17/時論廣場 2009/04/02
《觀念平台》正視SSCI對大學的嚴重影響

【周祝瑛】
　　近年來台灣的大學受到全球化、市場化與標準化等三方面影響，而形成以SCI、SSCI、A＆HCI等以量化為指標的評量架構。加上全球百名大學評比的推波助瀾，教育部與國科會等政府部門紛紛透過「追求卓越計畫」、「頂尖大學」及研究計畫獎補助等政策，全面推動這一波以國際期刊論文發表數量為主的研究取向。也形成以下的特殊現象：

　　一、鼓勵以英語發表論文，其他語系包括以中文發表的期刊論文或專書，不再具優勢。
　　二、為了增加投稿的錄取率，國際議題成為研究主流，國內議題相對不被重視。
　　三、投稿對象以國外的英語期刊為主，政府與大學獎勵著重刊載篇數的多寡，而非文章的品質。

　　幾年來在上述政策下，各大學盡量提高SSCI等國際期刊的數量，以便獲取更多的經費補助，並提升所謂的大學國際能見度。於是撇開蘋果與橘子不能相提並論的道理，無視於理工以外人文社會領域不公的哀號，也不考慮期刊論文與專書，英文與中文出版無法等量齊觀的現實，在大學評鑑與政府獎補助政策的遊戲規則下，出現了與有違原先提升台灣學術水準的異化現象。

　　例如，某頂尖大學的資深教授因上述論文不足，面臨評鑑不過，將遭資遣或解聘的命運。舞台設計系無法聘進國際級著名編劇導演，因對方沒有上述論文，遭校評會予以否決。某大學為了鼓勵老師拚論文，全面降低授課鐘點，以致開課數量降低，數百個選不到課的學生站在教室門口要求老師加簽的場面。還有各大學中許多還未升等的助理教授與副教授，早已不問世事，竟日關在研究室，努力寫SSCI論文，經常處於退稿與升等的焦慮中。至於教學，學生輔導及社會服務早已淪為次要。

　　當大學內的教授之間階級逐步拉大時，不但薪水待遇不同，教學負擔各異，過去同事之誼也因激烈競爭而反目相向。尤其更嚴重的是在以SSCI等單一標準下，國內的學術研究成果愈來愈少能成為業界或政府部門所運用，究其原因，如同國內許多產業大多停留在「設備移植」與「技術模仿」的代工層次，在過份強調國外SSCI等論文篇數，而非論文的獨創性、重要性與對本國社會影響力等品質要求時，就更加深國內研究套用西方典範，缺乏創新，淪為西方「學術代工」的取向，導致研究成果無法有效解決國內問題。這種現象也嚴重打擊人文社會學科的士氣，影響大學的教學品質與教授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因此，在此呼籲，重新檢討當前大學學術評量指標的政策，加速建立人文社會學門客觀且有效的評量標準，才能導正國內學術發展的歪風，真正提升國內大學品質。
　　（作者為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周平／嘉義大林／副教授兼系主任】
　　日昨拜讀周祝瑛教授〈正視ＳＳＣＩ對大學的嚴重影響〉一文，頗覺心有戚戚焉。該文指出，相關議題的討論，許多作者（包括筆者本人）都曾在不同出版物上以各種形式發表論述予以針砭。然「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以ＳＳＣＩ作為基礎的學術評鑑體制，儼然成了一個超穩定系統，任何批判都不足以鬆動其根基。身為局內人一員的筆者，試圖為此一體制的「超穩定性」理出一個可能的解釋。
　　首先，筆者認為「全球化、市場化與標準化」與ＳＳＣＩ評鑑體制的連結並非歷史的必然，也不具普遍性，但它在台灣卻成了具有真理效果的實然和應然。作為一種論述，它產生了強大的繁殖力，與各種制度（大學評鑑、獎補助款、教授升等、聘任、獎懲等）產生了越來越緊密的盤根錯結。
　　更重要的是，這套評鑑體制不僅僅具有外在約束性，它更植入到許多社會科學學者的意識和無意識心靈結構中。從此，我們的所思、所言、所行無不以此為判準。衍生出來的是，我們不自覺的調整自己的身體律動、時間表、空間配置和社會關係，以利生產ＳＳＣＩ論文。當我們成功地達成理想的論文發表數時，物質性和象徵性的獎賞便伴隨而來。獲得獎賞的「成功者」，作為既得利益者，自然會永不停歇地「督促自己」繼續從事此類學術生產活動。反之，達不到目標的學者，內心的恐懼、焦慮也常常轉化成全天候全面的自我監控機制。
　　這個缺乏本土關聯性、充滿學術代工性質、學術影響力在世界排名居後的知識生產活動，居然成了台灣社會科學社群共同構築的「鐵的牢籠」。可怕的是，這個牢籠已經不是別人建構的，是我們為自己打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