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在台所發展，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唱片事業，在匆忙間結束一切。戰爭結束，屬於海外事業一小部分，曾經在臺灣的經營與生態，關於有聲出版的種種，對戰敗國日本而言，已成昨日歷史，在新的時代裡，這些，既無政治利益，也無商業價值。對於戰勝國之一，成為臺灣新統治者的國民黨政權而言，50年殖民統治，日人帶給臺灣的一切，都是「軍國遺毒」。1946年前後，新來的統治者幾番針對社會公眾出入場合，查沒、掃蕩「遺毒」，日治時期相關唱片出版品，銷毀無數。（民報1946.07.27; 08.21; 11.24; 12,25; 1947.02.16）原「日本古倫美亞」等唱片事業在台灣曾有的經營與成就，自此後不復被記憶。此後的臺灣，直到上個世紀結束之前，對於這類屬於歷史的聲音產物的處理方法，或藏諸高閣，或隨意擱置在某個無人注目的角落。選擇忽視與遺忘的策略，對於那些與這段有聲出版歷史有關的關係者的個人餘生而言，有其政治與生命雙重經驗認知上的正當性。

部分未遭到銷毀，被遺忘的文物實體，之後在臺灣半世紀餘的經歷，大約直到1980末至90年代後，才成為蒐藏家在舊貨市場搜尋的標的。其中較為人知的藏家，有李坤城、林良哲、陳慶芳幾人。2000年，臺灣的學者（江武昌、許亞湘）在公部門（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的經費支持下，執行了一個短期的編輯、整理計畫，讓一批私人蒐藏的唱片文物得以重新複製出版。1000份的出版品，讓部分屬於消費者的人士開始再有機會以不同的方式，碰觸到不同的「日治時期」（1895-1945），去「聽見臺灣歷史的聲音」。從蒐藏家到研究者，本地人曾有的歷史包袱，當下已不再有任何負面陰影的意涵，後起者對於日治時期階段的歷史知識，所期待者，在於探求不明的過去，不在於考掘其中的道德議題。

二、曲盤的想像

在20世紀前葉臺灣唱片市場的活動與崛起，不僅於生產技術上受到歐美科技發展的制約，同時在市場經營與資本集合的實務，並屬於日本國內唱片事業的一環。最早在臺灣出現唱片銷售業務單位，1910年11月成立於台北市榮町的「株式会社日本蓄音器商会台北出張所」，負責人即同日後台北「古倫美亞」商社出張所。從代理銷售包括日本歐美以及中國所出版各類有聲出版品。到1914年後，為擴大島內乃至於華人閱聽市場，以「日蓄」為先行者，來自日本本土的唱片業，開始著手製作出版臺灣在地題材的出版品。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對於有聲產品事業的發展，即是從此一經濟基礎、市場脈絡與企業眼界上展開。如同日本國內唱片業當時所面對，由代表外國資本、品牌的業者所帶來，具有市場獨佔實力的壓力。

遺忘，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你曾遭遇過那無人能承受的苦難，那段記憶，就像一道烙痕，清晰地駐留在心版上。

遺忘，或許也是一件容易的事，當你周圍的人，都已別過頭去，迎著未來的光束，那背後的陰影，便自然而然遠離你的視線。

但是，如果那烙痕太痛；如果那光束太強；如果…… 

我們的生活世界，有太多的假設與但書。若遵照昆德拉這個呼籲，我們記憶，是為了抵抗權力。而在台灣，民主面臨轉型，權力正在支解，人們開始爭奪著記憶的版圖與「創傷」的正當性。 

當我們盱衡歷史上的一個事件，雖然時間是片段的，但是它們各自在每個人的記憶裡面所存留了長短跟深淺不一的形式。論及創傷，則更加複雜。心理分析的始祖佛洛伊德說：「如同身體遭受細菌感染一般，有它的潛伏期。我們無法預測創傷到底會在我們身上發生。」也許可以說，創傷其實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但是端看個體的承受能力，心智遭受多大的磨難，則因人而異。 

歷史跟社會學者視創傷為理所當然，也鮮少討論個體過渡到群體的原因跟機制。這種「普遍化」的動作，其實是鋌而走險。許多衝突就在這當中發生。為了要呈現呈現正義，我們習慣病理化受難者，甚至一般大眾，以對比出加害者的不義。然後我們要求加害者的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