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開門．公義透光

(1) 目睹暴行發生或焦急尋人

(2) 尋屍(在死亡之地或在堆疊的屍體中)

(3) 收斂或難以收殮

(4) 棺木難求，没有葬禮

(5) 家計困難

(6) 改嫁、犠牲自己照顧弟妹

(7) 精神病、早死

(8) 被識為「剋夫」不得不離家

再婚的對象往往是外省人，因為我接觸的未亡人基本上没有受太多的教育，没有職業，有時還有夫家的父母要照顧，為了生活不能不改嫁，有的甚至改嫁兩次，常常得不到孩子的諒解，因為孩子往往不滿將他留在祖母家使他度過一個没有母親的童年；而且嫁外省人，等於和他的本省親戚路斷，必須忍受許多心裏的寂寞，而228相關補償時，常常有家屬「不准」再婚未亡人領取的情形，我對這些婦女寄予莫大的同情。

我舉一個例來說，曾先生的妻子在曾被處決後再改嫁一個外省人，但在得知自己得癌症，人生已到最後時，她時常懷念曾先生，要女兒幫她訂高雄國賓飯店，只因為那裏可以看到壽山，他要在那裏想念他的丈夫，據她女兒說那段時間白髮中長出黑髮，臉色紅暈，似乎又回到年輕和丈夫一起的時光。

另一個例子是呂先生的妻子，呂先生與他哥哥同日被槍斃在高雄火車站前。他的母親眼見政府將他兩個愛兒處刑，用最難聽的話，詛咒那些行刑的人不得好死，又怪媳婦是剋夫命，使她不得不離開呂家，他的嫂子也一樣。

(二)另一個我永生難忘的例子是要塞兵下山搶塩埕區銀樓的那一幕。有一個10多歲的女孩，躲在櫃子後，眼睜睜看著家中被四、五個軍人搶，父親被槍殺，倒在用來洗金子的油中，母親由半樓衝下來看父親的傷勢，說時遲那時快，第二批搶劫的兵又進來，因為已一無所獲，再開槍打傷其母，雖送往醫院但在翌日死亡。她對父母慘死悲痛至極，以下還有4個弟妹，不知她是經過如何的痛苦才能和我談。那天她由女兒攙扶，看來精神恍惚，當她面對我，一直不敢正視我，她是我約了好幾次，又爽約好幾次，好不容易才終於願意來接受訪問，我原以為她是目睹父母的慘死帶給她終生的壓力，不料她卻是因「認出」加害他父親的兇手，那個軍人叫李金財，要塞司令部將這個兵押到她家門口，槍斃給她們看，使她到見我那一天還喃喃地自問，她有没有認錯人！她親手畫了父親倒地的情形給我看，留下難得的資料。

陳王笑是醫師、區長陳水印的夫人，她親自寫了她丈夫二二八事件被逮捕，她如何賣房子籌錢去救的經過，並出版一本小冊子。

這是我僅見高雄受難者女性家屬留下來的文字、圖像、記錄，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識字。

凃光明的先生夫人是個助產士，戰前曾隨丈夫到杭州，並在當地開業。丈夫出事後，立刻受娘家的庇護，搬入哥哥開的木材場，以接生養活兩個兒子，其中之一的凃世文，就是現在高雄二二八關懷協會的代理理事長。

有別於男性受訪者，女性受訪者大半外貌看來都超過實際的年紀，歲月的刻痕，使她們面對外界没有信心，對政府仍然猜忌；一般不隨意吐漏她們的心酸，每天拼命工作養活家人，根本没有時間想，只有遇到痛苦，夜深人靜時，丈夫的身影才會入夢來。其中也有在丈夫過世後，難以處理艱難的家務而感情又受騙，因而走上絶路的；也有看見弟弟無辜而死，竟而皈依佛門；也有因此而改信基督教的，宗教信仰似乎是受難者家屬共同的療傷方式。

(六)口述歷史極為主觀，記憶也可能有誤，亦有可能謊談，因此口述歷史有其缺陷；但文字資料也同樣有上述現象，因此就文獻資料而言，口述紀錄和文獻記載可以等同觀之；此其一；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自己對過去的詮釋，既是史料，也是歷史本身，因為再没有別人比他自己更清楚自己；台灣對中原王朝來說是邊陲的存在，對日本帝國來說是殖民地，官方文字記載完全不是以台灣立場來形成，都是中原、帝國觀點，因此口述史是由另一不同角度、站在台灣人的立場所形成的史料，對於平衡官方史料有很重要的意義，此其三；就性別而言，女性是社會中相對於男性的弱勢者，没有書寫歷史的能力與權力，228的口述訪談，將女性的創傷記憶呈現，可以知道事件發生後女性所遭受到的痛苦；而這樣的角度過去History是全然顧不及的；女性的口述對建構228歷史起了作用，此其四。

(七)我前後做過四、五百人的口述史，我在李登輝先生任台北市長時代所召開「台北市耆老座談會」時就開始了口述訪談，訪問松山、南港的耆老，1984年到中研院近史所後，加入口述歷史組，開始訪談林衡道先生，而後訪問板橋林家的相關人物，而後訪談228的相關人物，當時深覺口述訪談太過辛苦，太費時，只能淺嚐而止；尤其是很難一再承載受難者家屬的悲傷情緒，我們常被悲傷的氣氛影響而掉淚、眼紅，久久難以平息。然而有了這些經驗，使我在選擇研究主題有更寬廣的空間，甚至口述訪談成為取得資料的方式之一，有利於深入的研究。

往後我還做了幾個人的訪談，如藍敏女士、陳湄泉女士、梁許春菊女士（約20萬字，未出版）、《莊淑旂回憶錄》、林至潔女士（約20萬字，未出版）、嚴秀峰女士（約20萬字，未出版）、柯台山先生、許丕樵先生、王世慶先生、賴永祥先生（即將出版）。另外也做過幾個專題－是《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1940~1962》、《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中、下)、《霧峰林家相關人士訪談紀錄》兩冊、《澎湖的職業婦女：醫師與教師》、《戒嚴時期台灣政治事件口述歷史》、《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人》，其中《霧峰林家相關人士訪談紀錄》二版、《莊淑旂回憶錄》八版、《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人》二版，看來銷路不錯。

最近幾年寫了幾篇文章，都借重了口述訪談，如〈日治時期在滿州的台灣醫生〉、〈楊雲萍與台灣史研究〉、〈日治時期台灣的通譯〉、（包括日、台人），我想為了能捕捉時代的氛圍和民間的說法，我還是會繼續做我的口述訪談，因為這是一個利己利人、使文字資料和口訪資料互相印證，相得益彰的好工作。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所長；定稿於2007年3月11日 PM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