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開門．公義透光

有關二二八事件，官方調查報告點名媒體必須負部分責任，認為「輿論不當之影響」是事變的原因之一。但根據許多研究成果顯示，事件的發生並非報刊之言論太自由，新聞媒體的只是照實報導而已。另外，有人認為二二八事件前，台灣擁有新聞自由，這也是一種重大的誤解。二二八事件後的屠殺與鎮壓，加上日後官方在戒嚴體制下逐步加強新聞管制，台灣社會喪失的豈止是新聞自由而已。 

一，戰後媒體發達之情況

戰後台灣，較大規模的報社都是由黨、政、軍接收經營，例如：1945年10月25日創刊李萬居主持的《台灣新生報》（繼承戰前《台灣新報》的資產與地位，是行政長官公署之機關報）。其次，1946年2月創刊的《中華日報》，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接收日治時代《台南新報》而創辦；1946年5月在台中創刊的《和平日報》，則隸屬於國防部之宣傳處。如此一來，台北、台中、台南等三地分別出現了黨政軍所經營的報刊社。但相對地，民營報紙也有其競爭力。戰後台北發行的民營報紙，除1945年10月10日創刊的《民報》外，還有1946年元旦創刊的《人民導報》，5月創刊的《大明報》（晚報），1947年2月1日創刊的《中外日報》，以及3月1日創刊的《重建日報》等。其他各地發行的民營報紙還有：台北《自由報》、台中《民聲日報》與《自由日報》（晚報）、台南《興台日報》、高雄《國聲報》、花蓮《東台日報》等。

民營報刊中，《民報》與《人民導報》最具影響力的報紙。《民報》，其前身是戰前台灣社會菁英所創辦之《台灣民報》，繼承了抗日團體機關報的傳統。此外，具有左翼色彩《人民導報》也值得關注，該報有許多左翼份子參與編輯工作，言論明顯偏左，曾擔任總編輯的蘇新就是一位代表性人物。由於左翼分子聚集，創刊後就遭到國民黨的監控，在台灣省黨部的干涉下，該報社長宋斐如被迫辭職，由省參議員王添灯接任，接著總編輯蘇新也被迫離職。不論是台灣資產階級創辦的《民報》，或是具有左翼色彩的《人民導報》，由於兩者忠實報導戰後的社會亂象，對政府施政也強力批判，因此官民認知上之對立逐漸浮現。 

二，忠實報導的媒體背負罪名

二二八事件後，官方檢討事件之調查報告中都會提到，反政府的激烈行動，導因於報紙之言論太聳動或記者濫用新聞自由。然而，報紙上絕大部分之內容都是忠實的報導，不論是民營的《民報》、《人民導報》，或是黨政經營的《臺灣新生報》、《中華日報》等每天出現的消息，大多是軍人開槍、警察亂紀、官員貪污、物價飆漲等負面之新聞。社會混亂之實況根本無法隱瞞，而且消息又快速傳遞之下，對於事件的發展確實有影響，但並不能依此認定媒體必須為事件擴大負責。而且，實際上官方早已對言論具有異黨（共產黨）傾向色彩之媒體，如《政經報》、《台灣評論》、《人民導報》、《自由報》進行干涉與監控，事件前並無真正的新聞自由之存在，當然也沒有濫用新聞自由的問題。

對於事件擴大的原因，官方還將矛頭指向臺灣廣播電台，認為處理委員會成立後，各地無線電廣播電臺大都為民眾所佔領，其廣播內容激發臺民反政府感情，提高臺胞之排外怒潮。這樣的指控也是片面之詞，事實上地方士紳與部分官員也曾到電台廣播，呼籲民眾冷靜自處。整個事件發生過程中，廣播與報紙相同，其報導內容都相當謹慎，除了要求政府做好善後工作、懲處失職官員之外，同時也呼籲民眾守法，未見任何幸災樂禍之聳動言論。總而言之，媒體被怪罪的根本原因應該在於，台灣媒體相當發達、民眾知識水準之高，超乎陳儀政府與省黨部等中國來台統治階層意料之外。

由於統治者怪罪媒體，因此武力鎮壓期間，不但查封《人民導報》、《民報》、《大明報》等三家主要報社，同時也對《和平日報》、《中外日報》、《重建日報》等八家報社與「民智印書館」發出停刊或勒令關閉等處分。甚至還撲殺、追捕媒體負責人與媒體工作者。由於事件前媒體據實報導對政府造成相當大的壓力，鎮壓期間才會引來官方的反撲，導致大批媒體工作者受難。 

三，遭到殺害的媒體工作者

事件發生後，被情治單位祕密逮捕而失蹤最具代表性人物為：林茂生、宋斐如、王添灯等。林茂生擔任《民報》社長，該報對於戰後的亂象，曾經嚴詞批判。由於該報忠實地報導社會實情，而且發出諫言，因此銷路扶搖直上，相對地也成了當權者的眼中釘。事件發生後，報社不但被搗毀，官方也加以查封，社長林茂生被情治人員帶走，總編輯許乃昌與總主筆陳旺成則遭受通緝而逃亡。《人民導報》方面，前後任社長宋斐如與王添灯都被捕失蹤，《新生報》之幹部包括總經理阮朝日，以及日文版總編輯吳金鍊也都失蹤。

其他還有《大明報》的總編輯艾璐生遭到殺害，王白淵，以及蘇新等。艾璐生，《政經報》雜誌編輯王白淵被捕，而參與多種報刊編輯的蘇新與一些左翼青年則逃亡中國。這些人在擔任報刊雜誌編輯或寫稿時，都曾因批評政府或言論左傾，遭到國民黨省黨部警告，早已列入監視名單。地方上也有許多位記者與編輯遇害，例如：《新生報》台中分社記者陳要南、嘉義分社主任蘇憲章、高雄分社主任邱金山均遇害；台南《興台日報》社長沈慶瑞、《中華日報》屏東記者林晉章等被捕入獄，高雄《國聲報》被彭孟緝所掌控。事件發生後，眾多媒體工作者遭遇劫難。情治人員之報告顯示，官方對媒體工作者早有不滿並進行監控，結果竟然趁著事件後的鎮壓，採取祕密逮捕或暗殺的行動進行懲處。 

四，訓政體制下對媒體的監控

如果要追究媒體在事件中的責任，最大的問題點應該是「中央通訊社」。國民政府訓政統治體制下，中央社隸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為黨營機構，以黨領政的體制下，經常被當作蒐集情報的機關來運用。戰後中央社設立臺北分社，負責人為葉明勳，其主要工作是將臺灣採訪的新聞傳回南京總社。但是，新近一批「中央社密電原稿」出土，讓我們發現，其報導完全站在陳儀政府，甚至是軍方的立場。其電文中不斷出現外省人被毆打的消息，而臺灣人被槍殺之消息與民眾的感受等，則完全被忽略不提。由於中央社是南京政府了解臺灣政情的重要管道，其傳達的訊息對於蔣介石派兵的決定，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換言之，前述社會上媒體的發展與新聞工作者的言論，影響相當有限，真正對武力鎮壓決策產生影響的應該是「中央社」。

國民黨政府不會對媒體報導內容進行反駁或澄清，而是採取暗殺異議者的恐怖手法。事件的鎮壓使台灣社會損失大量優秀人材，其中包括不少新聞工作者，而存活的知識份子恐懼之餘也完全噤聲。從採取這類前近代式暴力手段的懲罰方式來看，國民政府或陳儀政府根本毫無新聞政策可言。即使官方確實訂有某些新聞管制的法令，但是在沒有法治觀念的官員手上，這些法令還是沒有執行的標準可言，可以說完全派不上用場。因此，戰後1946年間台灣大鳴大放式的言論自由，只是一時解放氣氛所帶來的「假象」。 

五，物理性消滅與格式化處理

何謂新聞自由？經過傳播學者與法學者的長期論辯，目前已有相當細膩的指標來檢視新聞自由。我們不能苛求戰後初期的新聞自由水準，當然也不可以隨意地讚揚當然有所謂新聞自由存在。在此必須強調，戰後台灣沒有所謂新聞自由，只有官方對新聞界的監控與迫害。事件前主要是採取警告與監控，事件後則是直接採取暗殺手段，「物理性消滅」不順從的新聞工作者。

陳儀政府統治時期，台灣原本就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與大多數中國來台知識分子認為，必須更徹底將台灣人改造為中國人，才能消除台灣人的反抗，這是一種對民眾進行「格式化處理」的手法。因此，在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之下，不僅逐步喪失新聞自由，官方甚至採用激進的語言文化政策，包括更加徹底地禁絕日文出版品，並開始排斥台灣人使用母語。這樣的語言文化政策，促使「省籍矛盾」趨於定型化。

戰後初期台灣的新聞業界，原本有相當好的發展機會，但是經過二二八事件衝擊後，台灣本地菁英不但失去媒體主導權，同時企圖透過媒體正常發展以建立市民社會的可能性，也幾乎完全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