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開門．公義透光

一、前言

這一場是討論口述歷史與二二八事件，我要談的是由從事口述歷史的經驗，以及由經濟史研究，累積的幾點看法。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以及早期官逼民反的傳統歷史構圖占重要地位；至後期(可以說3月6日高雄彭孟緝攻入高雄市的行動，標誌著後期的開始)，即官方武力鎮壓/臺灣社會派系鬥爭的傳統歷史構圖。因而在脈絡上，可以大別為以「官逼」為中心的討論，包括官如何逼民、官為何逼民、官為何要以武力鎮壓？如何鎮壓？武力鎮壓與臺灣社會派系鬥爭等問題。二二八與派系鬥爭的問題，有陳翠蓮的著作可供參考。

我關心的重點，乃是在「民反」的部分，也就是民如何反？為何反？以及民對官方武力鎮壓行動的觀感、歷史教訓等等。口述歷史可以為上述問題提供資料，但是，若要拿出更細緻、更有說服力的歷史研究成果，還必需參照檔案、報紙，以及社會科學理論。今天要談的主要是口述資料，以及社會科學理論的功能。

二、口述歷史與社會科學理論

口述歷史的功用，在提供與政府不同的說法，特別是如二二八事件般，以政府為抗爭對象的歷史事件，在官方檔案與各種資料中，為自己辯解的情形，可能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因而口述歷史提供我們不同於官方的說法，同時也提供我們由庶民的角度看歷史，建構民眾歷史觀點之無可取代之資料。

口述歷史如何與社會科學理論互相參照？舉一個具體例子說明，即民為何反的問題。

我在就讀碩士時即投入口述歷史訪談，在過程中，不斷思考的問題，為：「為什麼在1947年2月底的衝突導致全臺振動？在之前的衝突也不少，為什麼可以解決？」注意到的是1947年2月，臺北街頭的米荒遊行。而當時最大的困境，即1940年代臺灣的經濟狀況並不明朗，這是促成結束口述歷史訪談，繼續攻讀博士學位時，選擇近代臺灣經濟史做為研究主題的主要原因，而且一路走來很快已經過了十多年，只是到目前為止，仍停留在戰爭時期的經濟，還未進入戰後臺灣經濟。但也因為接觸經濟史，讓我認識要理解深層的歷史脈動，需要深入瞭解當時的社會結構，此時，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可以提供我們思考方向。

首先，官逼民反時，民反呈現的暴力行為是否有其正當性？官逼民反在臺灣歷史上並不陌生，在臺灣社會底層流動的儒家文化，也承認民眾暴力的正當性。如岸本美緒談明末清初的暴力與正義問題時，以明末因惡德鄉紳及貪欲之宦官而出現的民眾暴力為具體例子，這些民眾暴力深受當時知識分子注意，且多數乃評價其為正義行動，因而岸本教授乃提出儒家傳統文化承認，當暴力並不是由特定集團或階級，而是基於多數人民意志的表明時，即意味著統治者失天命。二二八事件由北而南蔓延全島，以及參與者的眾多與複雜，應該符合大多數人民意志表明的暴力正當性，乃是官逼民反下的一個例子，這也是長期以來，統治者努力地想把二二八事件歸因於共產黨的煽動的重要思想背景，若把臺灣二二八事件歸因於共產黨煸動，即是特定集團的陰謀，而不是統治者的失政，二二八裡民眾暴力即失去其正當性。同時也反映政府可能也很清楚二二八事件為統治失敗，民眾起來反抗貪官汅吏，民眾暴力具有正當性。

問題是官要逼到什麼程度，民才起而反抗？臺灣史上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常看到的是分類械鬥，可是，中國的官逼民反，則常是與民不聊生的經濟困境畫上等號，如上述明末的地方暴力的起因，為惡德鄉紳及貪欲宦官，也是經濟問題。在二二八口述訪談中，事件前生產停滯，嚴重的失業，以及缺米而致米貴，米荒等，威脅生存的困境等經濟問題，一再被提出。2月26日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在自由廣場提出的短文，指出貧窮為當下最嚴重的人權問題，因為貧窮威脅生命的尊嚴，因捱饑抵餓、人的尊嚴受到侵害產生仇恨與暴力，正是令人痛心的連鎖反應。也就是說，貧窮是一種人權問題，也是暴力行為的正當性理由之一。歷史的主角，在過去與現在皆是人，人的思想行為有其同理性。二二八事件口述訪談裡一再出現的經濟困境，是否也是當時的人們認為生命受到威脅，而且乃由統治者所帶來之威脅，而採取的行動，並因而蔓延全臺的主要理由？只要想想當下，對政治不滿者也不少，但並未出現嚴重生存威脅，如果現在發生類似1947年2月27日的緝煙事件，對統治者的怒火會不會延燒全臺？也許可以有更多的體會。

由經濟理論的角度而言，當民眾選擇使用暴力與政府對抗，並不是沒有理性的，在行動之前多數會考慮行動所必需付出代價。如臺南工學院吳慶年等在支援嘉義水上機場時，很清楚自己行動的代價可能是寶貴的年青生命，即是具體例子。那麼，是什麼威脅讓許多人願意以生命做為抗爭的代價？貧窮威脅生存，意謂著反抗與不反抗可能代價是相同的，也許就可以理解民不聊生的經濟困境在官逼民反的重要性。

有了上述由歷史、政治、經濟理論的認識，在思考二二八與經濟問題時，就不只是口述裡呈現的資訊所提供的漠然關連，而是可以強化經濟問題與事件之間，重要且密切的關連，更具有說服力。而且，事件後的經濟困境有沒有稍微解決？如果沒有，老百姓是怎麼克服？在口述記憶裡大致上關心的是事件後的逃難與驚惶，甚少提及，這也是一片空白的未解決問題。這是大家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

三、民眾反應的近代性

然而二二八事件在發生後，除了官逼民反，產生民眾暴力的傳統特質外，同時也帶有強烈的近代性。近代國家成立，少數人管理多數人的社會建構完成，當被管理者面臨生存威脅，以緝煙事件為導火線，一舉暴發成暴力行為時，民意代表，社會領導階層以及學生團體、社會團體並沒有放任暴力行為繼續擴大，反而取代逃跑，並以暴力相向的國家權力，保衛鄉土並維持地方秩序，並尋求政治解決，試著以最少的人命損失解決問題。1947年民眾為何選擇以政治解決二二八事件？當時的資料—另一種民眾記憶，《新新》的漫畫，在1946年底，即提出米荒的經濟問題，為貪官與奸商共同造成，必需以政治解決的看法。這些民眾記憶，可以協助我們認識，為何市參議員等民意代表、學生團體、政治團體(包括三青團等)、臺籍日本兵等等，尋求政治解決。而且民意代表、臺籍日本兵、學生等在當時的活動，有兩個思考重點，即其組織性，以及守紀律與具責任感的社會文化。

當事件突然發生，可以出面處理者，平時就具有組織相當重要。民意代表有參議會—包括市參議會與省參議會的組織，隸屬其中者，需以組織的決定行事，如二二八時，賴淵平生病，邱鴛鴦必需到議會輪值開會，也被派到水上機場談和等，即為具體例子。臺籍日本兵則以所屬部隊為單位集結行動，這是較為人所知的；目前正在研究，口述記憶卻提供清楚構圖者，為學生行動的組織性。

學生，乃是維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特色是組織性與守紀律。臺北，新竹，臺南，高雄等地，都出現學生出面接管警察局，維持市內治安的情形。當時是臺大政治系學生的彭明敏即指出，警察任務暫時由嚴守紀律的學生接管，當時為新竹中學高中部學生，擔任新竹中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後來選擇中國清大經濟系就讀的曾重郎，亦表示，當時學生是一支比較有組織的力量，他也組織學生進駐警察局，維持社會秩序。臺北延平中學，臺南工學院的學生等，也扮演接收警察局維持地方治安的角色。學生的維持治安行動，對二二八事件相當有影響，可以由吳新榮的回憶錄裡面找到一些思考點，也是就私怨報復的問題。由於學生的嚴守紀律，以及單純的正義感，由學生接管警察局的槍械維持治安，可以做到公平，公正，並且保護外省人，降低夾怨報復外省人的死傷，對其後政府的處理方式，應該有一定的作用。

由北到南，學生採取一致的行動，則涉及當時的組織方式的問題。曾重郎提及的臺灣學生聯盟，以及在聯盟下各校學生的自治會的存在，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思考點。依曾健明的說法，臺灣學生聯盟，是日治未期因思想問題被捕的學生，在1945年9月30日在臺北「臺灣第一劇場」召開學生大會後組成，集合了全島中等學校以上的男女學生，與三青團關係緊密，其行動綱領項目之一即為協助維持治安。學生自治會則是行政長官公署法令規定中等學校以上學生的組織，新竹中學有學生自治會，雖然有待證明，理論上嘉中、嘉農、嘉女等學校應該也有。

臺南工學院有學生自治會，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就已存在的組織，還曾發動過罷課，二二八事件發生，自治會開會決定協助維持治安，臺南市參議會及長榮中學老師亦來邀請，因而吳慶年等約40餘人，在3月3-5日間是帶著工學院的武器，以及在警察局接收到的武器，維持臺南市治安，在同時，自治會執行部長鄧凱雄則組織學生聯盟，動員南一中及南女等市內高中生。臺南學生的行動，似乎也顯現學生聯盟與自治會的存在，以及聯絡共同行動。臺南工學院學生赴嘉義支援是在結束維持治安工作之後，雖然人數約僅為參加維持臺南秩序人數之半，由脈絡來看，也是眾議決定的。換言之，學生行動的組織性相當強烈，而且自治會等學生組織，在二二八後也被解散。學生在行動裡的組織性，利用口述記憶、檔案與報紙仔細挖掘，應該可以整理出清楚的脈絡。

民意代表、臺籍日本兵、學生等，以身分為基礎的組織，展現了臺灣的近代性。近代在工業革命、貿易交流盛行之後，人的流動性隨之提升，以地緣為基礎的傳統社會漸漸崩解，取而代之者為以身分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如工會、婦女會等等皆是。行動時以合議制為基礎，與理性同樣是近代的重要特色，臺灣二二八事件裡，多數民眾在衝突發生後，選擇理性解決，是否可以視做民眾從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政治運動經驗，學習到平等、民主、自由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概念，讓他們相信事件可以用理性、和平的政治方法解決？這是臺灣民眾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所呈現的近代理性、近代組織的構圖。

四、官方武力鎮壓的歷史教訓

相對於臺灣民眾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所呈現的近代理性、近代組織的構圖，官方的行為反應，大體上並未脫離武力鎮壓的傳統構圖。不過，對我而言，除了追究責任之外，另一個重要意義，為二二八給我們的歷史教訓。

二二八之後，部分年青人選擇左傾，將希望寄託在另一個祖國，並在白色恐怖中受難；有也部分選擇臺灣獨立，代表人物為王育德等，他們經過思考後，由歷史觀點，得出臺灣必需獨立自主，才能不再重蹈改朝換代的衝突悲劇的結論，在日本開始展開獨立建國運動。更多人選擇與政治持距離，選擇政治的事不要管，生命要緊的態度，對應官方的威權統治。這可能是大家熟知的重要影響。那麼，除此之外，二二八事件給我們的歷史教訓還有什麼？為什麼發生在臺灣？這可能必需由較深層的社會結構去找，即臺灣近代化後，對民主與自由的期許，在事件中的挫折，以及反應等尋找。

二二八事件，臺灣社會表現的組織性，以及守紀律與具責任感的社會文化，在事件後的變化，應該是可以思考的點。首先，就組織性而言，臺籍日本兵在事件後不敢大聲主張參戰的正當性，而學生自治會，學生聯盟，三青團，臺灣政治建設協進會等民眾組織，被瓦解之後，取而代之的社會組織為何？若沒有，臺灣社會如何整合？這是一個可以深思的問題。當眾多具責任感的社會菁英，在事件後紛紛被逮捕，處決之後，民眾如何看待守紀律與具責任感的社會文化？是強化責任感具有的社會文化價值，並以之做為臺灣特殊性的堅持，還是學到了中國政治文化裡，具責任感與犧牲者的連結？並採取對政治冷漠的態度，度過50年代的白色恐怖與長期的威權統治？並反彈成為解除戒嚴後的政治熱？等等各種問題，也是有待我們詳細分析既有的口述歷史記錄，並且以更多口述記錄補充，讓我們站在臺灣這塊土地，冷靜深思：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人如何省視臺灣與中國文化、日本統治的文化遺產，並選擇臺灣未來走向等，與社會文化深層價值相關的重要問題，給二二八事件犧牲者、參與者該有的歷史地位。

◎作者為成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寫於2007/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