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開門．公義透光

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到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馬太福音10:26-28

用「文化」拼貼斷裂的記憶

60週年。去夏就想著怎麼策劃「較無仝款」的「一甲子」的紀念。遺忘得太久，賠償得不多，補償得不夠。那些殘缺不堪、蒼老斑白的舊事，該怎麼拼貼成塊？至少有個符號意象，美好而優雅、討人喜歡的那種。

小小島嶼充斥淹沒而癱瘓的新聞報導，打鬥互批、淘空緋聞，呈現給島民與世界的，都是可怕劣質的台灣。想想也是，台灣一直沒變吧！她總這麼「瘋狂」，瘋狂地追逐著什麼，也瘋狂地被什麼追逐著；跌跌撞撞、坑坑洞洞、四處瘀青，沒個健全的面目。

某次被朋友問，台灣有「文化」嗎？會不會你們找找找，最後結果是「沒有」？我訝異朋友「非台灣人式」（「你們」）的提問，而對於他似帶著嘲諷的假設，竟也感到憂心。是啊！如果有一天，我找到「沒有」的答案，會怎樣呢？那個當下，就算我不以為然地壓抑著憤怒，卻也啞口莫辯。

台灣有「文化」嗎？總被異族統治二、三十年後，台灣人開始想找回屬於自己的文化。日本時代的智識分子組成「台灣文化協會」，認真辦報四處講演，試圖啟蒙更多台灣百姓看見自己；而戰後的八○年代，先有柯旗化創辦《台灣文化》季刊，後有黨外雜誌《台灣新文化》和接續的《新文化》，以不斷突圍的詮釋，一面對抗強權、一面重建「文化」。

台灣，有「文化」嗎？日人領台初期，至少台灣人還留下諸多抗爭事蹟，何以戰後要到八○年代，台灣人總算要辦文化刊物？此間的台灣人都沉睡了嗎？記憶的確從某個「時間點」開始斷裂，斷裂時間太長久也太殘酷，讓島民曾經害怕填補，至今，新一代的台灣人於是無從填補，難以填補。

有無我們可「回想」的故事？作為一些材料工具，養成我們在腦裡自然有繪製「群像」的能力。有無一種捷徑？擴充我們對歷史認知的版圖，讓我們處於現實，卻能隨時神遊到過去，那些被折斷、阻攔，無法前進的記憶裡。

「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許多台灣人在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時期中，即便身體繼續殘活，靈魂似都被滅到地獄裡而不自覺，也無感無覺了。福音想必傳達更形而上的哲理，然而，置於國族想像中，如果殖民地的「文化」重建過程，必經歷著驚惶與焦慮，恐怕，台灣人要跨越的反而是另一種「恐懼」，讓我們「恐懼」於「進入恐懼」的「恐懼」。

歸乎現今政治，如此反反覆覆是非不明，讓我們幽微地「恐懼」面對，於是在事情的了解之前，先行「抗拒」。導致放棄「恐懼」的經驗，也錯失重建文化的機會。所以，追尋與重構「看不見」的、蘊含原初民族性格的「文化」，何等重要何等迫切；甚至，我們得「逼」自己去翻找，那個我們所期待「多元」與「正義」之前的「斷裂」起點與撕裂「根源」。

歷史意識的立足觀點

著作《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葉榮鐘先生，家屬將其遺物捐給清華大學圖書館，我參與史料分析。望著一疊疊的手稿文物、剪報照片，分類得井然有序，日文的、漢文的；「治警事件」、「議會請願運動」、「二二八事件」等等，還有厚厚的書信。史家的認真與風骨，之於葉榮鐘先生，實至名歸。

生於1945年的葉榮鐘之女葉芸芸，父親給她一個充滿期待的乳名「光復」。據說那年許多新生兒都叫「光復」，在「改朝換代」初始，對「祖國」寄託著深切而真誠的盼望。但歷史如此弔詭，「光復」像一場不值得期待的春雨打在台灣人身上，紅色的血水，也把台灣這塊土地淋得濕答答的。而那些悲傷竟不容許台灣人取拾，只好像葉芸芸說的：「我們的父祖輩埋藏自己的歷史，而我們成為沒有歷史的一代人。」即便如此，許多搜尋記憶的新台灣人，其所立足的觀點，並未在走找中獲得真正的覺醒。

歷史意識若非長期的「經營」與堅定，其牽引而衍生的人文思考，有時反而更加讓人迷失方向，甚至扭曲歷史的真實與其帶來的教訓意義。

我曾負責摘要葉榮鐘剪貼的兩大本「二二八事件」剪報，葉氏搜集事件前後相關新聞及評論，有中國的有台灣的，但台灣報社一間間被當時國防部長白崇禧關閉，多剩來自上海、南京的報導。那些觀點常使我憤憤不平且心疼絞痛，和之前看「口述歷史」的痛楚程度相近，但根源相異。無數的「中央社」、「台北訊」，強化「口述歷史」中受難者們的「失望」，也印證陳儀政府與蔣政權聯合作用之下，對台灣人的重重「欺騙」。但長期下來，某天我竟對那些「痛」，感到「麻痺」。

然而，麻痺一段時間後，讀到剪報裡，有位中國記者揚風發表於上海《文匯報》的〈台灣歸來〉，開頭寫著：「到台灣整整八個月，離開時和初去時一樣，我愛台灣，就像愛我曾經生長過的土地。……台灣的民眾，在性格上具有熱帶人的熱情單純與忠厚。在日本人的經濟壓制束縛下，他們學會了吟苦耐勞和儉樸。」那是更相異的痛楚，我的眼淚又不禁奪眶而出。是啊！美麗的台灣、連中國左翼分子都熱愛的台灣，怎會發生那樣的慘絕人寰的事件？我凝心的疑問又重新打轉。揚風又說：「要瞭解台灣，要知道台灣的現形政治，就是說，陳儀是用甚樣標準的手段和方式來統治台灣的。」

我感動於，這至少是位「人道」的中國左翼分子對台灣的憐憫及對陳儀政府的批判。可是，單純的共鳴，卻也在瞬間驚醒並抽離。混雜著國家認同與文化想像的問題裡，如此關懷台灣、檢驗國民黨的「人道」精神，是否還披著一層矯情的面紗？我們究竟要站在哪個角度、誰的立場來看事件對台灣人的傷害？右翼或左翼常常「左右」對歷史的解讀，到底我們如何從中做出讓台灣人自己能夠真正反省的詮釋？特別在我們的「祖國情結」依舊濃厚之時。

台灣人真的了解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嗎？《文匯報》刊載另一則座談記錄：「最後辛鶯提出事件突顯了一個事實，即中國全套政治在台灣是實施了一個翻版，台灣就是中國的縮影。因此辛鶯更提出地方自治、停止恐怖政策的改革呼籲。」當時的台灣人顯然不了解中國人，才會對那樣的「祖國」殷切期待。但辛鶯沉痛的呼籲又留給現今的台灣人怎樣的反思？當一個「地方」的政治型態被籠罩在龐大而壓縮的力量之下，加上長期的認同混亂、歷史意識萎靡，自治能否解放、文化能否獨立，成為半世紀以來糾葛不清、無法解套的課題。甚且導致我們對接下來不斷發生的事件，無法進行「是非」判斷，觀點也呈現因缺乏歷史背景而失焦的想像。

二二八，謙卑的力量

當「二二八」成為符號，並訂為「假日」之後，真正的「公義」卻遲遲未來，因為，它仍然只被看成僅僅是某些即將老去的人們的悲傷，而非台灣人「共同的」集體記憶。無從記憶於是不知怎麼遺忘，無從了解所以不知怎麼原諒。但時間終究繼續推移，除了將加害者與被害者明確定位，同步的工作仍要繼續向前。

提到二二八，除了族群、對立，還讓我們想到什麼？台灣的什麼？

有許多堅毅靭性的查某人，刻苦存活，扶持她們自小失去父親的孩子；有一堆勇敢的青年不顧生死加入革命軍捍衛家園；有一群日本時代就習慣反抗的「台灣文化協會」成員，人民管他們叫「文化仔」，戰後繼續柔性迂迴地守住氣候；幾位良知的「媒體人」，因堅持報導「真相」而喪命，無法傳承台灣人「土直」的好品德；藝術家們曾經在戲劇裡暗藏春雨的殘酷、在音樂中傳達真摯卻分離的愛意；在文學作品中偷渡無法見光的真實。還有更多更多「文化人」，他們寫字的筆、畫圖的筆都折斷了，等待我們重新接棒描繪、重構發展歧異的美學與圖像。

提到二二八，除了蔣介石、陳儀，還讓我們想到誰？在台灣的誰？

是否記得中國來的版畫家黃榮燦曾刻下導火線的經典畫面〈恐怖的檢查〉？是否記得首位入選日本帝國美展的陳澄波用彩筆繪出台灣許多角落的美麗？是否記得獨幕劇作家簡國賢、導演宋非我用《壁》演出事件前的民生凋蔽與社會黑暗？是否記得小說家呂赫若在〈冬夜〉裡最後的槍聲預告明天無法天明？是否記得議員媒體人王添灯在事件前一年曾於燈前寫下「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的志願？是否記得深愛台灣的文化頭人林獻堂，為何失望地留下「危城不入，亂邦不居」之語而老死他鄉？是否記得年輕的隊長鍾逸人帶著「二七部隊」在埔里山區與國軍21師對峙的意氣風發？是否記得更多更多想讓台灣更好而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的文化菁英們，那些醫師、律師、文學家、畫家、教育家、政治家、企業家、報人們，何以無緣無故、不明不白地斷送生命？

在那些當頭，斷送的，就不只是生命了。漫漫長夜裡，壓抑的、折損的，是無法萌芽、茁壯的，「台灣新文化」。

但即使曾經悲情、曾經闇啞，「二二八」成為一把鑰匙，讓台灣人重新認識台灣、認同自身的土地。在了解的過程裡，學習到憐憫的哭泣與疼惜，讓前進的步伐多了勇氣；能夠勇敢地凝視傷口，能夠為依舊不公義的社會挺身關懷；讓重建文化的力量多了謙卑的溫情，然後邁向真正的「多元」。 

春天開門．公義透光（Chhun-thiⁿ khui-mn̂g．Kong-gī thàu-kng）

台灣有「文化」嗎？該問的應是，這個有時間推衍、有獨特歷史發展的空間，在重壓下扭曲形成的文化，如何將它導向光明正直，成為台灣人自信的基礎：因為擁有重重坎坷的歷史與更多斷裂的記憶，我們的生命於是更加豐富精采而內斂。

存在主義大師Rollo May在《自由與命運》裡說，「我們在與命運拉扯徐行，以掙得自由之際，我們的創造力和文明於焉而生。」無法逃脫的受殖命運，讓上一代的殘活者，難以安頓自己在劫後餘生的焦灼；這一代的我們，少了直接的恐懼，應在翻找他們的焦灼之後，於「生命必經的失落」裡，將那被滅在地獄裡的靈魂與精神都牽引回來，重頭面對斷裂、重建擱淺的知識、重新創造並見證屬於「我們」台灣人共同、能引以為傲的「文明」。

紀念事件的60週年，我們要從「文化」的角度重新認識「二二八」。「春天開門．公義透光」的巡迴論壇訂於三月，有事件延伸的歷史意義。而從文學、戲劇、美術、媒體、女性等文化層次加以追尋與反省，讓「二二八」不再被政治綁架及空洞化，能夠獲得更多人文提昇，並與在地及教育層級有更多交流，紮實台灣文化的型塑權及詮釋權，成為植入新一代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正如前輩作家王昶雄寫的詩歌：「阮若打開心內的門，就會看見五彩的春光」，佈滿蜘蛛網、幽暗紛亂的心門，正等著我們勇敢開啟；而光，只是微微透進來，公義與和平，會在台灣人都真正取得那把名為「二二八」的生命之鑰後，悄悄降臨。

那時，我們都有勇氣面對「失落的原點」，我們的「文化」得以真正重建，於是，形構出展現優質民族性的台灣，不再只有打鬥互批、淘空緋聞、可怕劣質的追逐與瘋狂。就像60年前，中國左翼分子訪台後所感：「台灣的民眾，在性格上具有熱帶人的熱情單純與忠厚。」那些吟苦耐勞和儉樸的印象，更蘊含著謙卑的力量，讓我們重新成為令世界熱愛感動的，台灣人。

2007/02/27，嘉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