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開門．公義透光

大學時，一位高中時同在台研社的社友問我，這麼努力參與運動是不是因為我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我笑著告訴她，不是阿，我家沒有人死於二二八，不過，「二二八」是一把開啟我認識台灣的鑰匙。  

後來，每年二二八來到，我總會想起這件事，想二二八與我的關連。  

記得是國中的時候，從家裡訂的《自立晚報》上，讀到張炎憲、胡慧玲發表的二二八口述文章，那是一段死裡逃生的記憶，一位老人講述年輕的自己，二二八時在街上無故被國民黨軍隊抓走，雙眼被矇上黑布，雙手被鐵絲穿過腕部綁住，一行人被押到基隆港邊，然後一個一個先被槍決再用刺刀丟到海底，老人說因為前面的那個人重量太重，連他一起拖進海裡，讓他能活者掉進海裡，而海面上的黑沈夜色掩護了他，讓他能有死裡逃生的機會。可是，因為隨之而來的清鄉、白色恐怖，讓他不敢現身，深怕自己再被抓走，所以隱姓埋名在山裡，而他也沒有中華民國身分證。報紙上還刊出一張照片，是他的手腕，上面有被鐵絲穿過的洞疤。那篇口述報導帶給我莫大的震撼，因為無法相信可以有如此殘忍的事，而且還是發生在自己居住的島國裡。那是我第一次碰觸島殤，然後，我問了爸爸什麼是二二八，接著，戰後的種種壓抑與噤啞，一件一件被傾倒而出。

之後，我卻必須開始面對一種分裂，學校教的、電視講的，跟我從爸爸媽媽那邊聽到的，是迥然不同的。但為了聯考，我還是能將腦袋分區，把教科書的內容放在最表層，應付考卷作答，而爸媽告訴我的則深植入每個腦細胞，成為我對許多社會議題的判準。只是遇到選舉時會很難受，班上同學認為是沒水準的候選人，卻是爸媽口中有正義感、擔當的好人，即使我壓抑著激動跟同學述說，他們如何因民主運動而犧牲家庭甚至流亡出走，但那樣擁抱公義的姿態，在同學眼中依舊是一群擾亂社會安寧的叛亂份子。 而擁抱公義的他們，直到今天仍被曲解著。 

就像這幾天彰化縣政府舉辦的二二八紀念音樂會，邀請一位救國團系統出身的名嘴演講，他說，愛國有兩種，一種像他自己「乖乖唸書、一路當上教授」的愛國方式 ；一種是像他的朋友，三十幾年前因為白色恐怖被抓走，直到李登輝當總統才受頒恢復名譽，但人已經變得阿達阿達的。他說，愛國有很多方式 ，不要用他同學的那種方式愛國。  

可是，為「公義」挺身抵抗國民黨威權，前仆後繼寫成島國的解放史，才是讓我感佩的「愛國」。也因為「公義未顯」是當年那段二二八口述帶給我的反思，所以，在往後的青春歲月裡我會那樣奮力追尋，在一些社會議題上參與著，只願公義能在這樣的努力下降臨，降臨在這個因為二二八屠殺，而學會在不義面前沈默的島嶼。  

期待有那麼一天，當談及「二二八事件」時，與國民黨相關的知識菁英，不再操弄外省族群，不再將外省族群當作掩護國民黨軍隊屠殺事實的防護罩，願意接受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的事實，才造成兩個不同國家的人民相遇的「族群衝突」；願意理解台灣人民所受的每段創傷，不再急忙指責其悲情或不夠客觀；願意坦承國民黨是加害者的過去，沒有再加任何要求受難家屬「諒解」、「寬容」的「但書」。  

然後，二二八毀壞這島國人權的影響不再，就像二二八中「以刑求取得自白」的文化，能消失在台灣的司法裡，不再有人會像蘇建和三人、盧正，被刑求而自白，而成為死囚或被槍決。 那公義的星芒，才能逐漸閃耀在這島上，照見每個屈服不義、對壓迫沈默的軟弱，然後，讓我們學習互助與公義，如此斷裂一個又一個對人權壓迫的種種鎖鏈。  

---2006年2月

引自豆腐魚聽自言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