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開門．公義透光

「對自由的記憶，使共和國的生命力永不停止湧動。」                                             －－馬基維利《君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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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五十週年將至，人們徘徊在遺忘與記憶之間，漫不經心地談論著正義、寬恕，以及歷史的教訓。補償金已經發了四十多億，而紀念碑的碑文總算也四平八穩地定稿，敏銳的政治家們覺察到台灣人的怨氣已逐漸平服，「二二八」作為動員象徵的邊際效應已經大大減低，因而不再熱心地追究真相或政治責任了。人們似乎也大都同意，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將不再重蹈覆轍，台灣人將以寬恕與和解，化解族群對立，走出二二八悲情的陰影。於是，這場現在與過去的激情對話，彷彿就要在台灣社會集體發洩後的虛脫中，悄然劃上休止符。

然而現在與過去的對話是不會就這樣終結的，因為「過去」之中永遠包含多種可能的啟示。二二八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它並不是猶太人浩劫（holocaust）式的，消極的「被害者」的悲劇，而是一次積極的－雖然是挫敗的－族群的集體追尋。參與或經驗二二八的台灣人先輩，並不只是消極的受難者而已，他們其實還是積極的行動者－透過自發的集體行動，他們在追尋一個古老而素樸的夢想：台灣人的自由。最初事件的爆發也許只是偶然，台籍領導者之間也許積怨不合，難以共事，各地群眾起事也許多是倉促成軍的烏合之眾，然而在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八日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這短短的「七日民主」當中，蔓延全島的反抗行動，雖然未經組織，彼此少通聲息，卻都不約而同地匯聚在「台人治台」的政治要求之上。取締私煙的偶然事件，點燃的是台人內心深處的共同憤怒與共同願望。台灣人在時勢的推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化願望為行動，起而追求他們的自由與解放。「二二八」因此首先必須被理解為台灣人自求解放的行動。當然，這個行動是失敗的，然而國民黨在事件中對台灣人的殘酷鎮壓，並非基於種族優越神話，而是對台灣人膽敢起而反抗國府統治的懲罰和報復。台灣菁英被屠殺，百姓被株連，是在為他們追求自由的自主行動償付代價。

如果二二八可以被理解為台灣人追求自由歷程的一次嚴重挫折，則我們似乎可以在它悲劇的暗影之中重新發現一縷積極的亮光。這縷希望的微芒，就是深藏在曾經歷過那個悲劇世代的，已死或仍存活的台灣人前輩心中的自由之夢。他們之中，有的是死難了，有的是受辱地活過半世紀，然而只要我們還記得他們有過的夢想，他們的身影彷彿就變得巨大了些，他們彷彿就站的更挺直了些。換言之，我們必須嘗試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來記憶這些前輩：他們不再是受歷史作弄的，受人憐憫的受害者，而是曾試圖改變歷史的驕傲的行動者；即使是「敗者」，他們也依然擁有行動者的尊嚴與主體性。正如同西班牙內戰敗北的共和派一樣，二二八世代的台灣人前輩應該享有「敗者的榮光」，因為我們不能忘記，他們是因追求自由而受難。 

只有重新確認台灣人在二二八事件中作為行動主體的地位，我們才能從他們受難的悲劇中尋得真正的積極精神－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冒死追求自由的精神。這種精神，正好接續了在他們之前所有世代台灣先民的歷史傳承。台灣人雖然直到最近幾年以前，並未真正有過自由的體驗，卻擁有歷代先民勇悍爭取自由的豐富記憶。對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潛伏在台灣人歷史意識的底層，並且在每一次的歷史變局中發酵，爆發。二二八事件，是台灣人在二次戰後的國際權力重組的隙縫中再一次爭取自由的嘗試，以及再一次的受挫。1949年，數以百萬計的大陸籍同胞移入台灣後，對自由的共同渴求，成為連接先來後到卻相互敵視的兩個族群的唯一橋樑。沒有對自由的共同夢想，大陸籍的自由主義者如胡適、雷震、殷海光等先生不會如此同情二二八陰影下本省人的苦悶，而台籍自由主義者彭明敏等也難以充分體諒大陸籍同胞國破家亡的悲哀。當歷史的發展將台灣的本、外省兩大族群的命運緊緊地結合起來，當專制中國的陰影逐漸自海峽彼岸籠罩在民主台灣的上空，我們發現「自由的滋味」已經成為理解一個新的台灣人認同的鎖鑰。 

五十年前，小說家吳濁流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為弭平傷痕而寫下《黎明前的台灣》一文。在文中，他指出衝突的根源在於本外省人族群性的差異：本省人因歷史較淺，因此感傷而浪漫；外省人因歷史長、包袱重，因此較現實而理智。然而，在文章的末尾，吳氏筆鋒一轉，殷殷期勉台灣住民應擺脫省籍衝突，建設自由的台灣：

「設法使台灣成為烏托邦。比方掉了東西，誰都不會檢去；不關窗戶而眠，小偷也不會進來；吃了生魚片也不會有霍亂、傷寒之虞；在停車場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大家也很規矩地上下車；沒有人會弄髒公共廁所；做任何事都不會受別人監視；走什麼地方都不會受警察責備；寫任何文章都不會被禁止出售；攻擊誰都不會遭暗算；聳聳肩走路也沒有人會說壞話....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從這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這是吳濁流在二二八之後所描繪的自由之夢。在五十年後的今天重讀這篇文字，不能不令人驚覺「時間」在這塊土地留下的刻痕。昔日的夢想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而今天的新台灣人，正以一種兼具海島的浪漫與大陸的實際的成熟風格，努力地逼近這個夢想。我們確實有理由相信，先人冒死追求自由的記憶，將成為台灣人持續追求自由的動力，而「二二八」所象徵的，將不再是悲情與仇恨，而是積極、自主的公民精神。（1997.2.25 Chic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