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開門．公義透光

所以，不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隱藏的事沒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訴你們的，你們要在明處說出來；你們耳中所聽到的，要在房上宣揚出來。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馬太福音10:26-28

用「文化」拼貼斷裂的記憶

60週年。去夏就想著怎麼策劃「較無仝款」的「一甲子」的紀念。遺忘得太久，賠償得不多，補償得不夠。那些殘缺不堪、蒼老斑白的舊事，該怎麼拼貼成塊？至少有個符號意象，美好而優雅、討人喜歡的那種。

小小島嶼充斥淹沒而癱瘓的新聞報導，打鬥互批、淘空緋聞，呈現給島民與世界的，都是可怕劣質的台灣。想想也是，台灣一直沒變吧！她總這麼「瘋狂」，瘋狂地追逐著什麼，也瘋狂地被什麼追逐著；跌跌撞撞、坑坑洞洞、四處瘀青，沒個健全的面目。

某次被朋友問，台灣有「文化」嗎？會不會你們找找找，最後結果是「沒有」？我訝異朋友「非台灣人式」（「你們」）的提問，而對於他似帶著嘲諷的假設，竟也感到憂心。是啊！如果有一天，我找到「沒有」的答案，會怎樣呢？那個當下，就算我不以為然地壓抑著憤怒，卻也啞口莫辯。

台灣有「文化」嗎？總被異族統治二、三十年後，台灣人開始想找回屬於自己的文化。日本時代的智識分子組成「台灣文化協會」，認真辦報四處講演，試圖啟蒙更多台灣百姓看見自己；而戰後的八○年代，先有柯旗化創辦《台灣文化》季刊，後有黨外雜誌《台灣新文化》和接續的《新文化》，以不斷突圍的詮釋，一面對抗強權、一面重建「文化」。

台灣，有「文化」嗎？日人領台初期，至少台灣人還留下諸多抗爭事蹟，何以戰後要到八○年代，台灣人總算要辦文化刊物？此間的台灣人都沉睡了嗎？記憶的確從某個「時間點」開始斷裂，斷裂時間太長久也太殘酷，讓島民曾經害怕填補，至今，新一代的台灣人於是無從填補，難以填補。

有無我們可「回想」的故事？作為一些材料工具，養成我們在腦裡自然有繪製「群像」的能力。有無一種捷徑？擴充我們對歷史認知的版圖，讓我們處於現實，卻能隨時神遊到過去，那些被折斷、阻攔，無法前進的記憶裡。

「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許多台灣人在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時期中，即便身體繼續殘活，靈魂似都被滅到地獄裡而不自覺，也無感無覺了。福音想必傳達更形而上的哲理，然而，置於國族想像中，如果殖民地的「文化」重建過程，必經歷著驚惶與焦慮，恐怕，台灣人要跨越的反而是另一種「恐懼」，讓我們「恐懼」於「進入恐懼」的「恐懼」。

歸乎現今政治，如此反反覆覆是非不明，讓我們幽微地「恐懼」面對，於是在事情的了解之前，先行「抗拒」。導致放棄「恐懼」的經驗，也錯失重建文化的機會。所以，追尋與重構「看不見」的、蘊含原初民族性格的「文化」，何等重要何等迫切；甚至，我們得「逼」自己去翻找，那個我們所期待「多元」與「正義」之前的「斷裂」起點與撕裂「根源」。

滴 答
滴答
滴
答
滴
答
滴漏自喉頭
流沙那般的渴
斷續敲著鋁製的水桶邊緣
彷彿木魚游成一片
打薄的金屬
我舀起溫水
在自鳴鐘拖長腳步
散步的午後
一瓢一瓢地澆灌
春天逐漸蓄長的髮絲

頸部沾染歡悅的泡沫
我緊閉著眼
用指腹搓揉你跨出門檻的腳印
以為你該會逆著時間
再走入家門

駝背彎腰
等待已蹲得夠久了
我改變了姿勢，側著頭頸
一瓢一瓢地舀水
耐心地沖去洗髮粉
和窗外的光影打水仗
激起的泡泡

歷史畫是從史實中的一段情節加以戲劇性的安排，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法國的歷史畫，曾經被學院派所青睞，但印象派崛起之後，歷史畫題材已逐漸式微。

台灣的特殊政治環境，使得先行者畫家心中無史，待銜接印象派起家的台灣新美術開始萌芽，又無歷史畫可以因循，致令台灣美術三百多年，歷史畫完全交了白卷。

歷史畫之難，難在群象能力與歷史認知，群像的基礎在人物畫；歷史感情是意識認同。台灣移民社會的性格加上篳路藍縷的開拓精神，本不應該沒有史畫來反映台灣經驗的辛酸與感恩的。也許台灣歷史短促又頻頻改朝換代，尚未來得及安頓下來，異民族文化又接踵而至，適應、消化、沈潛的交替紊亂，該是台灣人歷史認知不足的主因吧！

尤其是二二八史畫的空白，一方面是政治禁忌，另方面是學院長期帶領藝術避世的結果。今天，重啟這一段高難度史畫首要條件，就是畫家必須有強烈的歷史意識，要有感同身受的胸懷。

歷史事件譜出悲壯史詩

對於一切都得過且過、歷史感薄弱又健忘的台灣族群而言，作為歷史記憶憑藉的台灣歷史圖像之創建及重塑是相當重要的。尤其對甚少圖像記錄留存的二二八事件。

迄今，228事件雖已有不少口述史料，然而有關圖像，除了來台的大陸版畫家黃榮燦之「恐怖檢查」和台人吳炳煌之素樸自繪九生一死經驗「長官公署前之屠殺」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事件發生過程的圖像記錄。

還原發生情境的真切歷史圖像，具有強大的感染力量，並能讓大眾一目了然當時發生的狀況，喚起歷史意識，記取歷史教訓。筆者有鑑於此，且今年值228事件六○週年。特於去年著手繪製「1947年3月8日下午三點基隆港的屠殺」，選此時間地點，係以其為228屠殺事件時空之始。

筆者恆認為美術工作者應有社會關懷之心，也須有能力創造歷史容貌與時代心聲。成功的美術歷史圖像紙能憾動人心，畢卡索的西班牙內戰歷史圖像「格爾尼卡」正是一例。本地美術界古來即因特殊歷史政治因素而形塑成無國族、歷史意識和環境關心的象牙塔領域創作方式。禁忌雖因解嚴而略除，可是至今尚未見及以228事件發生場景為主題的歷史圖像。

原刊於《二二八美展專刊》，2007.02改寫

以前，藉山光水色，獨異的風俗民情尋找台灣美的圖騰；現在，也可以從生態現實，史實的經驗提升美術創作之源。過去，台灣美術史曾經屬於前者的頌歌居多；但新世代藝術家，大都已放眼對準反映時代心聲的創意。

一、文化差異下的悲劇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根源，有極大的成分是兩種不同文化擦出火花，愈燒愈烈至不能收拾。如果以一九三五年「始政四十年台灣博覽會」為指標，當時主辦單位邀請「福建省主席」陳儀來台參與盛典，據聞，陳儀也肯定「台灣是比中國進步的地方。」

「進步」是近代化之象徵，一開始總督府即從教育、衛生、運輸三大政策為統治基礎，延伸出現代公民社會，遏止傳染病流行，以及鐵道帶動產業，最後串連形塑出近代台灣之城鄉嶄新景觀。

所有近代化的設施無不與台灣民生息息相關，台灣人確實已經融入這樣的生活方式。換句話說，就是文明的、秩序的生活水準，台灣顯然已經完全脫離拓蕪墾荒，但求生存的天命；逐漸走向合理的、社會性的人際關係。

終戰，日本人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浩劫，徒留近代化功能運轉不全，一切陷入百廢待興之局，此時，迥異文化混合，落差立現，首見人性流於投機，次逢重建能力不足。逐漸地，差異擴大，原本台灣人認為合理的觀念退回天命聽任擺佈；已經秩序化的原則復歸適者生存之原點。

一種貪婪的人性，在動亂時代找到溫床，兩種文化一先進、一保守，硬要強制攝和，支配者欲全盤接收；被支配者也有識時務而自我扭曲。突然之間，台灣人的思想錯亂了！ ...繼續閱讀

「對自由的記憶，使共和國的生命力永不停止湧動。」                                             －－馬基維利《君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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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的五十週年將至，人們徘徊在遺忘與記憶之間，漫不經心地談論著正義、寬恕，以及歷史的教訓。補償金已經發了四十多億，而紀念碑的碑文總算也四平八穩地定稿，敏銳的政治家們覺察到台灣人的怨氣已逐漸平服，「二二八」作為動員象徵的邊際效應已經大大減低，因而不再熱心地追究真相或政治責任了。人們似乎也大都同意，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將不再重蹈覆轍，台灣人將以寬恕與和解，化解族群對立，走出二二八悲情的陰影。於是，這場現在與過去的激情對話，彷彿就要在台灣社會集體發洩後的虛脫中，悄然劃上休止符。

然而現在與過去的對話是不會就這樣終結的，因為「過去」之中永遠包含多種可能的啟示。二二八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它並不是猶太人浩劫（holocaust）式的，消極的「被害者」的悲劇，而是一次積極的－雖然是挫敗的－族群的集體追尋。參與或經驗二二八的台灣人先輩，並不只是消極的受難者而已，他們其實還是積極的行動者－透過自發的集體行動，他們在追尋一個古老而素樸的夢想：台灣人的自由。最初事件的爆發也許只是偶然，台籍領導者之間也許積怨不合，難以共事，各地群眾起事也許多是倉促成軍的烏合之眾，然而在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八日二十一師登陸基隆這短短的「七日民主」當中，蔓延全島的反抗行動，雖然未經組織，彼此少通聲息，卻都不約而同地匯聚在「台人治台」的政治要求之上。取締私煙的偶然事件，點燃的是台人內心深處的共同憤怒與共同願望。台灣人在時勢的推移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化願望為行動，起而追求他們的自由與解放。「二二八」因此首先必須被理解為台灣人自求解放的行動。當然，這個行動是失敗的，然而國民黨在事件中對台灣人的殘酷鎮壓，並非基於種族優越神話，而是對台灣人膽敢起而反抗國府統治的懲罰和報復。台灣菁英被屠殺，百姓被株連，是在為他們追求自由的自主行動償付代價。

「人面對權力的掙扎，便是遺忘面對記憶的掙扎。」--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遺忘，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你曾遭遇過那無人能承受的苦難，那段記憶，就像一道烙痕，清晰地駐留在心版上。

遺忘，或許也是一件容易的事，當你周圍的人，都已別過頭去，迎著未來的光束，那背後的陰影，便自然而然遠離你的視線。

但是，如果那烙痕太痛；如果那光束太強；如果…… 

我們的生活世界，有太多的假設與但書。若遵照昆德拉這個呼籲，我們記憶，是為了抵抗權力。而在台灣，民主面臨轉型，權力正在支解，人們開始爭奪著記憶的版圖與「創傷」的正當性。 

當我們盱衡歷史上的一個事件，雖然時間是片段的，但是它們各自在每個人的記憶裡面所存留了長短跟深淺不一的形式。論及創傷，則更加複雜。心理分析的始祖佛洛伊德說：「如同身體遭受細菌感染一般，有它的潛伏期。我們無法預測創傷到底會在我們身上發生。」也許可以說，創傷其實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但是端看個體的承受能力，心智遭受多大的磨難，則因人而異。 

歷史跟社會學者視創傷為理所當然，也鮮少討論個體過渡到群體的原因跟機制。這種「普遍化」的動作，其實是鋌而走險。許多衝突就在這當中發生。為了要呈現呈現正義，我們習慣病理化受難者，甚至一般大眾，以對比出加害者的不義。然後我們要求加害者的道歉。